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開學典禮成功召開。孫中山帶著一份7 000多字的稿件也專門趕到會場，給操場上的青年學生以及軍校教官做了近兩個小時慷慨激昂的演講：“要從今天起，立一個誌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發財的心理，隻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
孫中山當場宣布了軍校訓詞，後來被程懋筠譜曲，成為沿用至今的國民黨黨歌。
在黃埔軍校的建設中，不能不提到蘇聯的大力支持，除了派遣軍事顧問外，他們的250萬盧布的開辦經費以及分為六次支援的大批槍炮彈藥，有力地保障了軍校的訓練、軍隊的建立以及軍事鬥爭的順利開展。
對於這所新型革命軍事學校，孫中山對它寄予厚望且傾注了極大精力，在1924年6月至11月間，孫中山前後五次視察軍校工作，在思想建設、物質支持、方針政策等各個方麵都給予了充分的指導和關心。
1924年11月1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倒了大總統曹錕，邀請孫中山北上商談國是。孫中山臨行前，最後一次來到長洲島，在軍樂隊的樂曲聲中，他發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講話：“本校學生能忍苦耐勞，努力奮鬥，必能繼續我之生命，實現本黨主義，今我可死矣。”隨後，他離開了黃埔軍校。極為不舍的黃埔師生們紛紛列隊歡送，蔣介石登上即將出發的永豐艦，與孫中山話別。
1925年1月，孫中山抵達北京後肝病發作，被確診為肝癌晚期。一直為中國民主和平事業呼號奔走的孫中山先生，在彌留之際留下了“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遺言，這句話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黃埔軍校師生。
1937年，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企圖吞並中國。就在舉國上下陷入危急關頭的時刻，不同黨派、不同政見的黃埔師生走到一起，用鮮血和生命譜寫出無數感天動地的壯麗篇章。
然而，麵對來勢洶洶的日軍以及中國軍事實力落後的現實，黃埔學子在曆次戰鬥中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淞滬會戰的指揮官胡宗南在戰後哀歎：“黃埔軍隊幾乎全部打完了。”
毫不誇張地說，每一次戰鬥都有黃埔學子的犧牲。據不完全統計，黃埔第一期在抗戰中陣亡的有300人左右，第二期有200人左右，第三期有500人左右，第四期有700人左右，第五期有300人左右，合計共有2 000人左右。這組觸目驚心的數字，意味著黃埔軍校畢業生總數的27％陣亡於抗日戰場。
以湖南這個抗日的主戰場為例，全國抗戰一共有22次正麵會戰，在湖南進行的就達六七次之多。為了對湖南形成南北夾擊的態勢，日軍始終把三分之一的侵華兵力部署在鄂粵二省，為此，黃埔師生在這一地帶拋頭顱、灑熱血，犧牲頗大。第一次長沙會戰的某處戰場上，從中國軍人屍體上收集到的黃埔軍校畢業證章就達500枚之多。
到了戰略相持和主動反擊階段，黃埔將士與愛國官兵一起，頑強殺敵，浴血奮戰，取得了三次長沙會戰以及昆侖關、隨棗、上高、鄂西、浙贛、常德、湘西等關鍵性戰役的重大勝利。
在這個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黃埔軍人在正麵戰場上英勇拚搏，扛起抗日救國的大旗，無愧於中流砥柱的本色。他們馳騁沙場，取得了赫赫戰功，贏得了中國人民的無限崇敬，特別是在兩次國共合作中，黃埔精神之花綻放得格外絢爛。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參謀長、曾擔任黃埔軍校教授部副主任的葉劍英一針見血地指出：“黃埔同學在革命史上的地位，是光榮而重要的。在抗戰中，隻要30萬黃埔同學真正全部發揚黃埔精神，誰敢中途妥協？誰敢進行內戰？”
兩黨的軍校
黃埔軍校建立的革命隊伍，就這樣分化為無法融合的兩極。一手創辦該軍校的孫中山先生不會想到，有一天這些同窗共讀、並肩作戰的黃埔軍人，最終卻因政治歧見而同室操戈，展開了為期兩次的國共內戰。
黃埔軍校的建成，肩負起中國革命的重任，成為了中國革命勝利的一道曙光。
校長蔣介石以身作則，吃住都同長洲島上的官兵們在一起。在這期間，蔣的作息生活十分規律，每天軍號聲一響就起床，隨後身著戎裝檢閱學生列隊。蔣以不抽煙、不喝酒、不喝茶的道德標準嚴格約束自己，成了公眾的道德楷模，在黃埔軍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黃埔的另外一個重要角色就是黨代表廖仲愷，軍校開辦之初，他就為了學校經費問題四處借貸。雖然廣東資源豐富，經濟較為發達，但革命政府的收入卻很有限，收來的稅款又經常被軍閥扣留，難免出現捉襟見肘的局麵。於是廖仲愷偷偷把老婆的首飾當掉，換成大米來保障學生的一日三餐，因此被軍校學生尊稱為“黃埔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