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之後，已經回國的汪精衛發電斥責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嚴詞要求張引咎辭職：
去歲放棄沈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裏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今未聞出一兵，放一矢，卻不斷向中央索要軍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
《重光堂密約》
隨著中國頻頻不利的戰事和日軍侵華步伐的加快，汪精衛認為抗戰前途渺茫，甚至連“抵抗”這兩個字眼都絕少提及。他堅持利用非暴力的外交和平手段，不惜通過對日妥協和政治交易來實現所謂的和平。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全國上下眾誌成城，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但是國民黨高官們卻在這次戰役中見識了日軍的強大，汪精衛就曾表示：“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
麵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大的軍事實力，生性怯懦的汪精衛完全被恐日情緒所壓倒，卻無視中國的地大物博和高漲的抗戰熱情。隨著中國戰事愈發緊張和日軍侵華步伐的加快，他認為抗戰前途極為渺茫，甚至連“抵抗”這兩個字眼都絕少提及。汪精衛堅持利用非暴力的外交和平手段，不惜通過對日妥協和政治交易來實現和平的目的。
1938年初，經蔣介石批準，“日本問題研究所”在香港成立。實際上這個研究所從事的是收集日本情報、與日本秘密溝通的工作。負責這個項目的高宗武，後來成為追隨汪精衛的投降派。
1938年7月，汪精衛極力主張由蔣介石出麵，再次推動中日雙方的和平談判。但此時國內抗戰氛圍濃烈，身為抗戰領袖的蔣介石不能不顧及輿論，更不能置廣大抗日軍民的民心向背於不顧。汪精衛逐漸意識到，自己關於求和的主張難以通過黨內決議的辦法實現。
1938年10月，中國軍隊在抗日戰場上屢戰屢敗，相繼失守廣州和武漢。在這個中國抗戰最為艱苦的時期，日本也陷入了資源短缺的困境之中。為了盡快解決中國問題，將更多兵力投放到東南亞戰場，日本對亞洲戰略做出重大調整，兩次發表“近衛聲明”，公開向國民政府拋出和談建議。汪精衛認為機會來了，在接受國外媒體采訪時，多次暗示中日兩國應該開展和談，並聲稱國民政府從來沒有關閉和談的大門。
蔣介石仍不為所動，撤回了本已派出的和談代表。日本政府把誘降對象鎖定在了汪精衛身上。
不久，位於上海虹口一座無人居住的洋房(即日後的重光堂)裏，代表汪精衛的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代表今井武夫等人秘密展開了喪權辱國的談判。
11月20日，汪精衛的兩位代表在《日華協議記錄》（又稱《重光堂密約》）上簽下自己的名字。這份協議包括三個文件，規定要點如下：1.締結華日防共協定，內蒙劃為特殊“防共”地區，日本在此駐兵。2.承認（默認）滿洲國。3.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歸還日本的在華租界。4.華日經濟提攜，在開發利用華北資源方麵，為日本提供特殊便利。5.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日本在華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6.恢複和平後，日本在兩年內撤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