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抗戰前的準備(2)(2 / 2)

抗戰中,新運會呼籲人們開展“節約獻金”的活動。1937年8月,“輸財救國一日一分運動”在11個月內共募集捐款7萬元。1938年,為了紀念七七事變一周年,獻金運動再次發起,共募集捐款100萬元。當時抗戰大後方的西南三省出現了獻金競賽,在短短半個月的時間裏重慶捐款總數達到了229萬元。1942年,昆明也發起了獻金運動,於短短數日之內募集捐款142萬元。這些捐款大都用於充當服務基金和戰時兒童保育基金。從這個角度上說,“新生活運動”的開展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為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此外,新運會在抗戰時期成立了“戰地服務團”,招募具備文化知識和一定實際生產生活技能的婦女,下設總務、慰勞、視察、巡回服務、軍人服務五組,為抗戰軍人提供食宿、粥茶、報刊閱覽、衣物清洗、傷兵護理等服務。身為第一夫人的宋美齡,多次參加並領導了“戰地服務團”的活動。

抗戰開始後,日本陸陸續續對國民政府陪都重慶發動了長達6年之久的大規模轟炸,炸傷炸死重慶平民3萬餘人。就在如此慘烈的轟炸中,“戰地服務團”的身影依舊活躍在第一線,他們協助政府疏導群眾,設立粥站服務災民,一天下來,服務災民達到五六百人之多。此外,各地的新運會還負責收容從戰區疏散下來的烈士遺孤,為中華民族保留住了火種。新運會一度組織醫療隊伍遠赴緬甸勞軍慰問,鼓舞了遠征軍的士氣。

整個抗戰期間,“新生活運動”為抗戰勝利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國民素質,增強了國民團結,鼓舞了抗戰士氣。延安也一度掛出“開展新生活運動”的標語,可見“新生活運動”的開展得到了全國大部分人民的擁護。

抗戰勝利後,“新生活運動”的重點轉移到“國民生活習慣之改善”上,大大改善了各地社會風氣。

隨著國共和談破裂,中國陷入了內戰的深淵。此時國民政府已經無力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新生活運動”中,這一運動逐漸變成了一出鬧劇。著名將領馮玉祥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其實,新生活是說著騙人的,比如新生活不準打牌,但隻有聽見說蔣介石來了,才把麻將牌收到抽屜裏,表示出一種很守規矩的樣子;聽見說蔣介石走了,馬上就打起麻將來。

從這番話可以看出,“新生活運動”慢慢淪為形式主義,一些人甚至把“新生活運動”變成聚斂財富和欺壓民眾的一種工具。到了國民黨統治後期,國內物價飛漲,金融體係瀕臨崩潰。國民黨發行了大量的“金圓券”,導致貨幣急劇貶值,據說當時買袋大米要背比所買大米還重的鈔票,“金圓券”與廢紙無異。為維護金融穩定,各地政府荒誕地把“使用金圓券”也納入了“新生活運動”的範疇。

1949年,“新生活運動”進入第15個年頭,蔣介石再也無力推行這項運動,於是暗中指示後勤總管黃仁霖“暫停辦理”。至此,轟轟烈烈15年的“新生活運動”終於退出曆史舞台。

在開展初期,“新生活運動”確實提高了國民素質,甚至可以說,中國國民的現代意識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萌發的。從當時的情形來看,極有必要打一場“國民生活革命的重要戰爭”。

抗戰爆發後,“新生活運動”及時添加了新的意義,運動重心的轉移完全符合全民抗戰的需要,因此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與參與。但是抗戰勝利之後,這項運動漸漸脫離現實,隻能逐漸走向衰亡。同時,“新生活運動”隻專注於生活,而沒有同步實現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宗教等各個方麵的變革,注定了曇花一現的曆史命運。

作為20世紀30年代啟動的一場旨在提高全民素質的全國性運動,“新生活運動”已經離我們漸漸遠去,但這場運動的出發點並沒有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於“國民素質”的改造也永遠不會停止。積極從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源頭汲取營養,提升國民的道德水準,這無疑是當年“新生活運動”留給我們最有價值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