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向善為善勸善，人品文品一致。
這既是我們認定喬忠延為優秀散文家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條，也該是喬忠延最值得當今許多作家學習的地方。
從喬忠延的作品中，我們已然能讀出真、善、美，讀出作家那顆真誠、純潔、善良的心，文品是“自成高格”的，從他幾十年來在從政與創作雙重角色不斷轉換而十分艱難的自述中——“我的工作賜予我苦辣酸甜，頗多感歎。我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時間投入工作，餘下不及百分之五的時間穿插寫作，自然無法將這些感慨演繹為能夠抒寫人間喜劇的小說，隻能濃縮成千把字的小散文……在工作中，我按照政令的需要扮演著入時的角色，而隻有進入寫作那樣一種短暫的時空，我才能一任思緒在感情的空曠天地信馬由韁，縱橫馳騁……”（《散文創作需要純淨的心態——喬忠延回函席揚》），從他臨危受命，在已夠繁忙的政府副秘書長任上再兼文物旅遊外事局長的經曆中——“要人沒人，要錢沒錢，我依靠人格的力量凝聚人心、籌款集資，在一年內不僅光複了大火焚毀的廣運殿，而且修複了3座宮門，拓開了門前廣場，既保護、完善了文物，又使一個荒疏的古跡變為旅遊熱點”（《答曾紹義教授十二問》），以及從他人對他的介紹中（如劉合心《與堯結緣的人》、師紅娟《另一種另類——作家喬忠延印象》都說到喬忠延修堯廟：“沒有豪言，沒有壯語，僅僅是擦去了淚水，咬緊了牙關，更多的則是奔走，則是呼號，則是躬行……”“知道此事的文友紛紛告誡他，千萬別去，那地方要錢沒錢，是個爛攤子……他說，要是有錢，誰不會幹？要好幹，誰都能幹，搶著幹，還能輪著咱幹？又說，既然人民選擇了我，說明大家信得過我，我得幹！”）我們則更清楚地看到了喬忠延在文裏文外都是同一顆赤誠之心在跳動，做人與做文完全一致，沒有半點裝腔作勢，更無絲毫虛假作偽，確乎“謙謙君子”也！因而，“這一個”喬忠延充滿自豪的表白，就更使我們對他這位好作家、好公民、好官員倍生敬意——
幾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我的收獲是豐饒的。那些著作固然是我的收獲，但我以為最有價值的收獲是保持了真心、愛心、民心。我沒有因為混跡官場，而使道德淪喪，情操滑坡。我仍然有一顆真心，愛國、愛民，尤其喜歡嗬護弱勢人群。所以，我始終向善、為善、勸善。向善，是我的人格傾向；為善，是我的行動準則；勸善，則是我創作的目標。（《答曾紹義教授十二問》）
作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巴金先生生前曾多次寄語全國中青年作家：“我認為作家的目的應該是高爾基的那句話：使人變得更好。要做一個好作家，首先要做一個真誠的人，文品和人品是分不開的。”（《再思錄·致青年作家》）願我們的作家都能謹記巴金主席的囑咐，真誠做人，做到人品與文品一致；願我們的文壇多多湧現像喬忠延這樣“始終向善為善勸善”、用美好作品“讓新的世事更美好”的優秀作家吧！
（該文為四川大學中文係教授曾紹義先生編著的《喬忠延散文探論》一書的總論）
《鄉村記憶》：別樣的文化 散文 李林榮
鄉村，不僅是一片生活意義和地域意義上的自然空間，更是一個能夠成就和涵養特定精神、文化的場所。但在對峙和圍浸於鄉村世界的現代中國都市文明的鏡麵上，被映照出來的鄉村影像和價值底蘊，卻仿佛總是魅影重重、陷阱密布，既空洞無物而又危機四伏，充斥著悖反的迷離意味。
一方麵，都市文明現實中善與惡、美與醜、進步與落後、積極與消極等種種正反兩極的現象和風尚，按照都市文化的流行邏輯演繹，都往往要被歸因於鄉村，溯源至鄉村，定性為鄉村文明次生的旁枝、衍化的外圍。另一方麵，每逢都市文明內部興起針對自身弊端的反思、批判和超現實的浪漫主義空想之際，同樣是鄉村，又常常被引以為客觀的尺度、絕對的參照，甚至還直接被當作理想家園和夢中幻境，而被熱烈地宣揚和思慕。事實上，至少在中國，鄉村的天地人文和都市並無質的不同，它們之間形諸文明視鏡的一切的顯著差異，都來自感受、理解和書寫它們的人所取的不同立場和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