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觀喬忠延的散文，無論是用兒時眼光回顧童年歲月，還是以“平靜”心態訴說“文革”遭遇，或者從現實走進曆史，對故都堯文化進行種種探尋，之所以讓我們感到真實可信、樸素親切，最要緊的就在於作家始終保持了“純淨的心態”，堅守了作家的良知。喬忠延說：散文創作中最重要、最關鍵的問題是作家的良知……對於現實社會的專職作家，已難有建功立業的前提條件，但是，立德卻是不應該忽略的“又說”我出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成長在學雷鋒的熱潮中，雖然不能說立德的問題早已解決，但在青少年時期就形成了愛國、愛民的良知。因之，我的散文作品或大或小，或長或短，都滲透了我的這種思想情愫“（《答曾紹義教授十二問》）。可見散文盡管題材廣泛無忌、寫法靈活自由，但”寫什麼“和”怎麼寫“都很重要，都關乎作家的良知，決定著作家”本真“人生的層次與品級。所以說，喬忠延選擇真實地寫出自己的親曆生活，不粉飾，不遮掩，歸根結底還是作家的良知所決定。遺憾的是，在文學已不再神聖、寫作也為”謀稻梁“的現實社會，在”散文“多如牛毛、已淪為文化”快餐的當今文壇，像喬忠延這樣敢於展示本真人生的已不多見了，這就越發使我們更加珍惜他的選擇！
第二，創新服從創美，育世高於一切。
創新是藝術創作堪稱“創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喬忠延散文的一大特色，如寫童年、“文革”的視角與眾不同，對故土文化的執意探求別開生麵，對“係列散文”的發展貢獻良多等等，但這一切都服從於作家最後的藝術追求，即對“美學效應”的追求。喬忠延在回答“你認為文學創作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時說過：“具體到我自己的創作來講，我更追求美學效應。無庸置疑，文學作品應該有深刻的思想，但是一切深刻都是對今天而言，今天的深刻會成為明天的淺顯……這樣，即使跨越時空，作品所擁有的深刻思想已不存在，然而作品營造的美學氛圍、美好意境卻仍然會滋潤著一代又一代。因而在創作過程中，美學效應是我追求的永恒目標”。又說：“我以為寫書育世是讓新的世事更美好……所以，我將努力事之，使我的作品思想美，結構美，語言美，意境美，用一個美的氛圍去陶冶美好的心靈！讓美好的心靈去播布美好的世界。”（答《曾紹義教授十二問》）事實正是這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堯都土話》。這本評價高、影響大，被譽為作家“最大限度地了解、掌握、運用語言”的“範本”著作，其最大特點就是創新，即“不僅把散落、掩埋在山野鄉村的方言土語發掘整理出來，研究考察了它們的語音語義以及曆史沿革，而且把與這些方言土語一起流傳的故事傳說也一起發掘整理出來”（牛玉秋《土話與文化》）。但這畢竟不是學術專著，為了進一步避免枯燥，增加藝術美感，作者除了將有關故事描寫得繪聲繪色，往往又在關節處或引申或調侃，總是在有幽默味的議論中讓人會心一笑。如《昵見》一文，開篇即說“昵見，是堯都文化的一片紅葉”，這比喻就使人眼前一亮，感到暖烘烘的。接著考察了從《尚書》《左傳》到韓愈詩中出現三種不同含義的“昵”字，即“親寵”“親切”“親密”，便這樣寫道：“在古書的深皺裏，我看見昵字露著笑臉，顯示著本身的愛意……她和親形影不離，而親字總是和母愛融為一體的，昵字裏也就透出了母愛的意趣”。按一般出新要求，行文到此完全可以結束了，但作者不，馬上又由曆史轉向現實，寫道：“這母愛的意趣卻被快節奏生活的城裏人遺棄了。仍然操守此道的隻有我的鄉親了，一個‘昵見’，代代相傳，一直傳到今天……昵見，親切而討人愛見，愛見就百看不厭。昵見，抵禦著一味喊愛的世俗狀態，她比愛，愛得更深，卻不顯山，不露水，這不正是堯都文化的境界麼？”你看，這巧妙的一轉，詼諧的一歎和無不揶揄的一“點”，既點出了堯文化的現實價值，也因令人會心而大大增強了本文的藝術美感。全書148篇，幾乎全都是這樣寫成的，足以說明在喬忠延的創作中創新隻是手段，創美才是最終目標。《堯都土話》的極大成功，也進一步表明以創美促創新，既新且美最能滿足讀者的需要，也是“育世”繼而傳世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