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則可以入得其中，遠則能夠超乎其外。
久居晉南堯都故地，而又有著當地城鄉雙重生活的厚重經驗的散文家喬忠延，對於他情思所係、筆觸所向的堯都故地這片熱土來說，正是這樣一位恰當而得力的文化勘探者和文學記錄者。作為他二十年執著筆耕這片熱土的主要成果的薈萃，散文集《鄉村記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10月版）不僅細切、多麵地呈現出環繞汾河之畔、姑射山麓一帶的一方鄉土和一段曆史，在作者個人的記憶之中，曆經層層積澱、反複吟味而得的生動畫麵和醇厚神韻，並且，也證實了一種明顯區別於當今文壇時尚的有風格、有追求的文化散文寫作路數的赫然存在。
表麵上看，《鄉村記憶》整體上取的是筆致上力求清新、簡煉，篇章上講究輻輳和婉曲之美，語體上多以整片敘述來裹挾情思斷絮的傳統白話散文的章法。在現代白話散文的發端期，這種脫胎自古典散文傳統中所謂“言誌”或“性靈”一派支流的手法，用在處理鄉村題材的篇章中，曾有過讓一部分擅著散文的名家高手都未能幸免的清新卻失於輕淺、簡練卻失於簡陋、情思迭現卻失於矯揉造作的流弊。除去作者個人的因素之外，助成這種流弊的一大外力恐怕還在於時代和文壇的氣候，那畢竟是一個中國的文人和文學剛剛開始把“鄉村”從農家的“田園”、逸士的“山林”這類古老意象的藩籬和怪圈中解放出來，讓它與十字街頭的人間煙火甚至鐵和血的社會爭戰發生緊密關聯的特殊曆史時刻。在那樣的曆史時刻，鄉村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獲得被文人和文學從容鎮靜、耐心持久地給予正麵審視和深度透視的資格。它隻有在偶爾被當作玲瓏小巧的盆景，用於裝點一下暫得一刻安穩的文人的書齋或心房一角的時候，才能贏得人們專注的觀照，而這時，它勢必隻能顯出自己輕淺、簡陋和宜於矯情的那一麵。
在這點上，可以說《鄉村記憶》和它的作者，是幸運的，它們出落在了一個味兒正、麵貌純的鄉村，可以在文學園地裏被直視和大寫的時代。但新時代在敞開文學通往鄉村的坦途之時，又把文壇內外的太多誘惑和太多幹擾堆積進了文學望鄉的視野。在迄今已風行近二十年之久的《文化苦旅》式的“文化散文”大潮中，和大約從十年前開始備受矚目、爾後又狂遭追仿的《一個人的村莊》式的“村莊散文”流習中，兩個外觀不一但形態卻同等簇新、同等豐碩的散文意象——“鄉村”，接連萌蘖、相繼膨生，並沿著一趨於“宏大敘事”，一趨於“小敘事”的路徑，一假力於“學”與“思”的公理，一借道於“詩”與“情”的私意，高高地升騰了起來，閃爍了精神的異彩，散發了心靈的溫熱。但與此同時，“鄉村”這一超級意象，也被打磨得越來越溜光水滑、越來越晶瑩剔透，也越來越刻板僵化，越來越嚴重地流失掉了鄉村本有的那種生氣灌注而又魚龍混雜的毛茸茸、刺棱棱的粗糙質感和真實的豐富性。減少了粗糙感，過濾了含混性，固然使“鄉村”在文字層麵獲得了更加光鮮可人的形式，而這種形式的確也更適宜於承載某種完全可以為文人一廂情願的自我戲劇化情緒所維係的纖巧的精神內涵。然而，在這一過程中，“鄉村”作為一份原本富含內容、係譜完整的文學資源，它留在紙麵上的和在紙麵上獲得的這些，終究遠遠比不上它被割舍和摒棄的部分更多、更重要和更有內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