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樣想時，似乎是要輕鬆，其實難以擺脫沉重。在那樣的年月，我也屢受不公。青春年代，我時時用自己的真誠對待社會和人生。我結婚時，日子已定了，但我還無心料理自己的事情。那時，我隻是一名民辦教師，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了。可是，我卻用百倍的精力操持著這種平庸，硬想讓這平庸生出不平庸的萌芽來。別的不說，那會兒正是文革中期，造反有理的口號仍然飛揚在神州大地。既然造反有理，那麼，管理和壓製就有罪，至少是不應該的。因此，要維護學校的正常秩序是極難的。正是麵對這個難字，我和我的同事，狠抓學軍，讓學生在軍事訓練中規範言行，遵守紀律。用軍事的嚴酷去治理政治的混亂，這是我當時采用的手段。在訓練中，風吹日曬，摸爬滾打，我也飽受了辛苦。辛苦是有成果的，我的學生都能認認真真出操上課。這是治表，更為重要的是讓他們獲取較多的知識。作為一名初中學生，走上講台，無疑是一種荒謬，不懂教育學，不懂心理學，隻能摸索著去幹。好在其時就是荒謬的歲月，沒人去要知識，要質量，隻是讓你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突出政治就行。而我卻覺得讓學生無謂的耗費光陰，實在無異於犯罪，於是，便四處聽課求教，以期更好的教學質量。我的勞作又得到了社會的讚同，公社、縣上不斷組織人來我這兒參觀學習。甚而，在我鄰近婚期的時候，還要我代表全公社去參加觀摩教學比賽。
比賽結束了，也到了婚期的前一日。當務之急是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按照當時《婚姻法》的規定，男二十，女十八即可登記。我和妻均超過了這個年齡，即是按照當時晚婚的要求，也超過了好多，原以為我們會馬到成功，哪料到卻碰了釘子。我們一早就去，待到天黑，也沒有領到結婚證。沒有領到的原因不是我們有什麼不合條件的地方，而是這天辦事的同誌硬是一個也不辦理。這就是權力，權力在這時候有著無比的威力。這威力不僅大於任何人，也大於共和國的法律。這威力可以製約虛妄之輩，也可以製約真誠的良民。我的親朋好友，包括我的上司都焦頭爛額，毫無辦法。尤其是我那教育界的上司，更為內疚，因為他最明白我拖延登記的道理，所以，為我上下周旋。可是，沒有一點兒作用。眼看明天就是喜日，而我卻辦不了合法的手續，該如何是好？我悲苦極了！灰心極了！不知道社會為何這麼不公，為什麼硬要折磨善良的子民？
要在今日，沒有手續又能怎麼？你去查吧，鄉村中沒有登記而結婚的人有的是。可在當時，誰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韙？整整一天，我五內中燒，又無法冒火。我不知道，該如何迎接明天的太陽。麵對一輪嶄新的太陽，本應是欣喜的，興奮的，而我卻是屈辱的，沮喪的。人生的苦澀，這天，這晚，我品嚐得最為充分，充分地心灰意冷，什麼工作，什麼先進，什麼良知，你可以將身心全交付於它，它又能對你怎麼樣呢？頭上的太陽暗淡無光，世界在這天變成了一副冷酷無情的模樣。
不知緣何，第二天早晨，辦事人員居然同意給我辦理登記手續了。僅僅過了24個小時，不合法的我們就合法了。合法與不合法就在大紅的印章上，印章蓋下去，就標誌著合法了。可是，我們到底有什麼不合法？有什麼需要向合法努力和轉化的？沒有，一切都是隨意，辦事者可以隨意改變你的命運，當然也可以締造你的喜怒哀樂。我應該感謝辦事者，他沒有推遲我們8年，假若要是像朱院長先前那般的8年，我們會置於何等尷尬的地步？他僅僅推遲了24小時，而且用現代的眼光看，這24中，整整有3個8，豈不是隱藏著大發而特發的征兆？
是否緣於這種征兆，我才能由民辦教師成為公辦教師，才能由農村進入城市，才能由農民成為國家幹部？妻子也才成為村人豔羨的正式職工？妻上班後，單位統一著裝，戴著大沿帽回到鄉下，鄉下人是怎一種眼光？莫不以為這是福氣。可是，福氣的背後是禍事，是災難，是病痛，這真讓人啼笑皆非。古語雲：塞翁失馬，焉知禍福。世事就是這樣，禍中有福，福中有禍，禍福似乎本是一體的，難分難解的。
那麼，這場大禍是否已到了盡頭？這盡頭的前麵該是什麼風光？
福氣該降臨了吧，我渴望著。至少，無福，也別有禍。其實這會兒，我才理解，無禍就是無價的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