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發展到宋代，流派眾多，然而宋代的文人甚喜禪宗，他們喜歡禪師參禪論佛。蘇轍與著名的禪師道潛交往較多。蘇轍所作的《杭州龍井院訥齋記》②一文，便是應道潛之請，為杭州龍井院的僧舍“訥齋”寫的一篇“記”，記載了辯才大法師的故事以及“訥齋”的來曆，字裏行間充滿著禪味。
蘇轍早年就有遊曆佛教寺院的記載。至和二年（1055），蘇轍十七歲，就隨同父親蘇洵到成都，遊大聖慈寺中和勝相院，見僧惟簡（寶月）。“轍方誌學，從先君子東遊故都，覽觀藥市。解鞍精舍，時始見兄。頎然如鵠，介而善鳴。宗黨之故，情若舊識。屈信臂項，閱歲四十。”③次年，嘉祐元年（1056）三月二十八日，與兄軾遊成都大慈寺極樂院，觀盧楞伽筆跡。④這年五六月間，到達京師，館於興國寺浴室老僧德香之院。⑤“昔年旅東都，局促籲已厭。城西近精廬，長老時一覘。每來獲所求，食飽山茶釅。塵埃就湯沐，垢膩脫巾韂。不知禪味深，但取饑腸饜。”① 嘉祐四年（1059），蘇轍遊三遊洞，有《寄題清溪寺》。熙寧二年（1069），秀州僧本瑩來訪，題其淨照堂，有《秀州僧本瑩淨照堂》。同年，蘇轍遊淨因院，有《遊淨因院寄璉禪師》、《贈淨因臻長老》留世。由此可見，青年時的蘇轍雖然沒有直接入佛，但已開始通過遊曆佛寺，結交寺僧，這對他的人生思想產生了影響。
蘇轍雖少年得誌，但後來由於反對新法，遭到反對派的攻擊而多次出朝，“烏台詩案”中替蘇軾贖罪，受牽連，貶監筠州鹽酒稅，生活困頓。蘇轍盡管在元祐年間一度平步青雲，曾居位副相，可是紹聖年間，“歲經三黜”，官場險惡，仕途蹭蹬，使蘇轍備遭打擊，一方麵為了避禍，另一方麵為了在精神上尋求解脫，他不自覺地接觸佛教。
隨著年齡的增長，蘇轍經曆了一係列的宦海起伏，逐漸體會到人生的悲苦。在他的中年時期，佛教在他生命中占有比較重要的位置。神宗元豐四年（1081），他作有《廬山新修僧堂記》、《聖壽院法堂記》和《黃州師中庵記》。他在《漁家傲·和門人祝壽》中說：“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斝兒孫奉。憂患已空無複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早歲文章供事用，中年禪味宜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它送。”②可見，蘇轍早年的文章主要是經世致用之文，中年時期的文章禪味十足。蘇轍被貶監筠州鹽酒稅時，曾作《東軒記》，有“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③之句，表達出他想遠離世俗的退隱的心態，難怪有人稱其為“東軒長老”。他任績溪令時，有《病退》詩一首：“冷枕單衣小竹床，臥聞秋雨滴心涼。此間本淨何須洗，是病皆空豈有方。”④而且在《贈德仲》也言：“世間取舍竟誰是，惟有古佛終難欺。嗟哉我自不知子，意子清淨持律師。”①這些都是蘇轍參禪體會的感悟。
蘇轍暮年服膺於佛教，研習佛理，在參禪拜佛中安度晚年。紹聖二年（1094），逍遙聰長老卒，蘇轍作《祭逍遙聰長老文》；紹聖三年（1095），蘇轍作有《祭寶月大師文》、《送成都僧法舟西歸》；元符元年（1098），詔轍移循州安置。八月，轍至循州，寓居城東之聖壽寺，他在《書白樂天集後二首》其一雲：“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乃得白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及舍去，分司東洛，優遊終老。”②白居易從佛理中學到了處世的圓通，因此在從政不如意時便進退自如。而蘇轍也從白居易學佛處世中學到了啟示，蘇轍曾言：“予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為歸也。”③因此他在晚年退居許昌後，便閉門不出，研讀佛書，慰藉自己。《楞嚴經》是佛教經典經書，對蘇轍也有重要影響，他說：“昔嚐誦楞嚴，聞有乞食師。”④崇寧二年（1103），蘇轍離家獨居蔡州，杜門謝客，反複誦讀《楞嚴經》，其後作文雲：“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曆憂患，皆世所希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還蔡，杜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複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六根入。”⑤他相信佛家的因緣說、宿命說，“因緣宿世非今日，賴有陰功許旋還。”⑥蘇過評價他：“聊清一室地，僅作跏趺處。”①看來，為祈求安寧、像佛教徒一樣打坐，已經是蘇轍的日常功課了。蘇轍還說：“十年來漸悟佛法，經曆憂患，真心不亂，今反複熟讀，乃知諸佛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願心心護持，勿令失墜。”②晚年的蘇轍，對於佛法感悟很深，雖曆經貶謫，然而內心平靜，不為世間瑣事煩亂。從《夜坐》中可看出此時的蘇轍已完全沉醉於佛教，“老僧勸我習禪定，跏趺正坐推不倒。一心無著徐自靜，六塵消盡何曾掃。湛然已似須陀泊，久爾不負瞿曇老。回看塵勞但微笑，欲度群迷先自了。平生誤與道士遊，妄意交梨求火棗。知有毗盧一逕通，信腳直前無別巧。”③進入禪定的境界，內心清淨自如，對人生又是另種感悟，甚至認為自己曾經與道士的交往是錯誤的。
三、道家思想的影響
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晉代的葛洪曾在《神仙傳》中提到：張陵“聞蜀民樸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將弟子入蜀於鶴鳴山隱居。既遇老君，遂於隱居之所備用藥物，依法修煉。……”④因此人們把東漢沛國人張陵在蜀郡鶴鳴山造作道書、創立“五鬥米教”作為道教的起點。可見，蜀地是道教的發源地。蘇轍家鄉附近的峨眉山不僅是中國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它的道教宮觀也聞名天下。
北宋時，道教得以長足發展，太宗、真宗、徽宗都崇道。統治者的好道行為影響了士大夫崇道的風尚。蘇轍父兄皆好莊子。蘇軾曾說：“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①慶曆四年（1044），蘇洵與郫縣處士張俞交遊，蘇轍在天慶觀讀書，蘇轍曾記載隨兄軾向道士學習的經曆，“予幼居鄉間，從子瞻讀書天慶觀。”②蘇轍從小就好道，他說“老佛同一源，出山便異流。少小本好道，意在三神洲。”③嘉祐元年（1056），蘇轍十八歲，經過鳳翔時有“東遊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為極也！’”④看來，他對於“畫聖”——“吳道真君”的畫極為稱讚。嘉祐四年（1059），蘇轍遊仙都觀，作《留題仙都觀》：“道士白發尊，麵黑嵐氣染。自言王方平，學道古有驗。道成白晝飛，人世不留窆。後有陰長生，此地亦所占。並騎雙翔龍，霞綬紫雲襜。揚揚玉堂上，與世作豐歉。”⑤治平元年（1064），蘇轍在《和子瞻讀道藏》提到：“道書世多有，吾讀老與莊。”⑥雖然這些是他遊道觀、研讀老莊之書的感想，但也體現了蘇轍少年時就與道教結下了不解之緣。
蘇轍在《自寫真讚》中評價自己：“心是道士，身是農夫。誤入廊廟，還居裏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頹然一醉，終日如愚。”⑦ 晚年他遷謫龍川後，便“頎然一道士”。⑧他由一個政治家、文人變成以道士自居了。政和元年（1111）十月，蘇轍在《卜居賦並引》中說：“然平昔好道，今三十餘年矣，老死所未能免，而道術之餘，此心了然，或未隨物淪散。然則卜居之地，惟所遇可也，作《卜居賦》，以示知者。”⑨可見，道家的思想一直伴他到老。
劉大魁在《論文偶記》談到《莊子》時說：“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即物以明理，《莊子》之文也。”① 蘇轍也有即物明理的作品，他在《黃州快哉亭記》中說：“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②隨遇而安，保持內心坦然的思想使他無往而不樂，積極麵對生活。老子講究自然、無為而治的思想也影響他的人生與創作，如《乞分別邪正劄子》中說：“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義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③主張統治者用恩義對待在外的臣子，實行無為而治、靜心寡欲，國可無憂。又《王氏清虛堂記》：“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騖，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④展現了王氏能夠曠達地擺脫外在的負累，求其內心的清虛，並且與他交往的張公也有超脫、隨遇而安的真性情。唐順之評價：“此文亦有箴規言，其所以為清虛者，不足為清虛也。議論亦本莊子。”⑤
道家思想對蘇轍影響深遠，我們從蘇轍的學術著作《老子解》可以窺之；蘇轍為文“汪洋澹泊”，可見莊子文學的痕跡；《宋史》稱蘇轍為人“沉靜淡泊”，其精神內涵與道家一脈相通。蘇轍做事沉穩，淡泊為人，所以在黨爭中所受的禍害少於蘇軾，正如蘇洵所說：“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⑥顯然，這與蘇轍的道家思想有關。
總之，蘇轍所在的北宋時期，儒、釋、道三教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奇觀，這種複雜的文化影響了宋代文人的文學創作。儒家的入世和有為，鼓勵他們積極進取；道家的無為思想，又使他們淡泊名利；佛家的清空圓通，啟導他們走向圓融和變通。而蘇轍一生的主流思想，乃是儒家積極有為的進取思想，而這種思想是蘇轍人生哲學的基礎。在他的一生中，尤其是在前期，他積極進取、議論時事、追求仕途，表現出儒家的經世思想，而當被貶為地方官時和晚年隱居許昌的時侯，他便以佛、道思想來慰藉自己，以超然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現實生活。蘇轍一生的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說：“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斝兒孫奉。憂患已空無複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早歲文章供事用，中年禪味宜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它送。”①儒、釋、道思想影響了蘇轍的人生哲學，自然也影響他的文學創作。
第三節 當時文壇人物的影響
蘇轍生活在宋代古文發展的重要時期，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等名家輩出。其中，蘇轍與蘇洵、蘇軾、歐陽修等人交往密切，他們對蘇轍的人生和文學創作影響深遠。
一、父兄的影響
家庭的熏陶對於蘇轍的成長和文學創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父親蘇洵對蘇轍進行了良好的啟蒙教育。蘇轍說：“臣幼無他師，學於先臣洵。”①蘇洵因不擅時文，在科場考試中屢屢名落孫山，於是“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它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②，“遂通六經、百家之說”③。蘇洵不僅自己學習諸子百家之書和聖賢之文，還教導他的孩子們努力讀書，“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④蘇轍在《遺老齋記》中說：“予幼從事於詩書”⑤，父親的悉心栽培，使蘇轍從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清代性靈派的代表袁枚在《書茅氏八大家文選》中說：“三蘇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為三”⑥，台灣學者謝武雄也曾說：“三蘇於文章之觀點，自成一體係，而其文論，肇始於蘇老泉”。⑦可見，蘇轍的散文深受其父的影響。蘇洵的那些“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⑧的散文，對蘇轍影響很大，如蘇轍在《進策》中，本著“必見黜”的想法，敢於大膽批判皇帝的耽於女樂，是受了蘇洵的熏陶。同時，蘇洵“遂絕意於功名，而自托於學術”⑨的做法，也影響了蘇轍晚年北歸後閉門深鎖、專心學術的生活。
蘇洵還影響了蘇轍的政治思想。如蘇洵反對王安石新法中的雇役法，支持差役法，他認為理想的兵役製度是兵農結合，“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為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①蘇轍在《自齊州回論時事書》中同樣繼承了其父的思想，批判雇役法，“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俱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眾庶愁歎，願其速改。”②作為父親，蘇洵不但撫養蘇轍長大，而且言傳身教，對蘇轍一生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