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蘇轍散文理論的淵源
曹丕《典論·論文》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讬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①正是這樣，蘇轍因散文成就了不朽的盛名，被後人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
蘇轍的散文創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與其豐富的散文創作理論的指導是分不開的。因此，探討蘇轍的散文理論，尤為必要。蘇轍散文理論的形成有著各種複雜的淵源關係，探討它們對其理論的形成影響，從中可以觀照蘇轍的人生和思想發展的軌跡。因此，本文將從蜀地文化與學術的影響，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影響，當時文壇人物的影響等三個主要方麵進行論述。
第一節 蜀地文化與學術的影響
蘇轍的家鄉眉山，地處四川，位於天府之國的腹地，風景優美，南宋詩人陸遊曾讚歎：“蜿蜒回顧山有情，平鋪十裏江無聲。孕奇蓄秀當此地，鬱然千載詩書城。”①蜀地物產豐富，文化獨特。早在漢代，在這個江山秀美之地，民眾好為文雅，據載：“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遊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跡。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②蜀地自古人傑地靈，英才輩出，有著濃厚的文化氣氛，吸引無數文人墨客到此遊曆，於是就有了“天下詩人皆入蜀”的說法。清代文學家李調元也說：“自古詩人例到蜀，好將新句貯行囊。”③蜀地的確給無數文人提供了很好的創作素材與靈感。在這片肥沃的土地上，就孕育過司馬相如、王褒、揚雄、陳子昂等文學才俊。蜀地獨特的地理風貌不但影響了生長在這裏的文化士人，也成為北宋蜀學生成與發展的土壤。
蜀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通常來講，廣義的蜀學主要指巴蜀地區的文化學術，狹義的蜀學是指以三蘇為代表的學術。蘇氏蜀學是由蘇洵開創、蘇軾蘇轍兄弟發展成熟的。”④在北宋中期，蘇氏蜀學與王安石為首的新學、二程的洛學鼎足而立，在當時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流派。全祖望曾雲：“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為《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為敵國。……蘇氏出於縱橫之學而亦雜於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⑤他們父子三人，博貫諸經，兼融百家，留下了一批有重要價值的學術著作。就蘇轍而言，有《詩集傳》、《春秋集解》、《老子解》等學術著作流傳於世，這些著作在明清時期影響很大。蘇轍作為蘇氏蜀學中的重要人物，蜀學對他的人生、思想和文學影響很深。
蘇氏蜀學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其“人情論”①。蜀學的開創者蘇洵批評王安石的“道德性命”之學，他在《辨奸論》中言：“夫麵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②他將人情作為評判忠奸好壞的標準，認為王安石不近人情。蘇軾繼承其父的觀點，認為自古聖人之道皆出自人情，他說：“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為聖人有所勉強力行，則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③蘇軾借聖人所持之道支持其說。蘇轍的“人情論”大體與父兄相同，如“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④，“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⑤，“臣聞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⑥ 他認為禮要符合人情，治理天下不能違背人情，隻有順應民心所向，才能天下太平。可見，在“人情論”這個觀點上，三蘇是一脈相承的。
蘇轍所持的“人情論”，在政治上反對王安石藐視人情，不通民意，他在《自齊州回論時事書》中反對熙寧變法中的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和市易法，認為這是違背人情的，他說：“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眾庶愁歎，願其速改。”①蘇轍由於與改革派政見不同，忤逆新政而出朝，以及受其兄蘇軾“烏台詩案”的牽連，貶監筠州（今江西高安）鹽酒稅，還有哲宗親政時被指為元祐奸黨，“歲經三黜”，出知汝州，再貶袁州，三貶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後又貶雷州、循州等地。他的一生仕途坎坷，與此不無關係。
蘇轍的“人情論”，是以儒家的思想觀念評判人事是非，在對待士人的要求上，與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思想一致，而在人生仕途的進退上，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則又貫穿了蘇轍的一生，蘇轍曾雲：
以為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為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既壯而仕。仕宦之餘，未嚐廢書，為《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②
在這樣思想的影響下，蘇轍秉承父兄之學，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③，將自己投身到創作之中，創作了一批“矯拂切直之過”④的文章。據統計，他的《欒城集》中，論時事的文章有129篇，而在《欒城應詔集》中，有25篇《進策》，可見其關注時事之心。這與蘇轍所受蜀地的文化和學術的影響不無關係。
蘇轍的散文理論及其創作與蜀學密切相關。蘇轍的“文者氣之所形”說提出，與蘇轍早年處於蜀地的文化很有關係。他在《上樞密韓太尉書》⑤中言：“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嚐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此文作於蘇轍十九歲時，是蘇轍離開蜀地到京城拜見韓琦的幹謁之文。這裏值得注意的有兩個方麵，一是蘇轍飽讀儒家之書，對聖人之道非常推崇，在“三蘇”的蜀學體係中，孟子的聖人之道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因此蘇轍借用孟子之言來論“文者氣之所形”說。二是蘇轍從小在蜀地長大，在這次離鄉到京的途中，第一次感受到沿途絢麗無比的山河，感覺蜀地雖地茂形勝，但地處西南，偏於一隅，“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裏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裏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述，不足以激發其誌氣。”因此蘇轍提出要養成“浩然之氣”，周遊天下，開闊胸襟，結交天下豪俊，以“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的途徑來養氣。
第二節 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影響
北宋是一個重儒、崇佛、尚道的時代，儒、釋、道三教合一成為一種時代思潮。卿希泰先生曾說：“隋、唐、北宋的封建統治者，對待儒、釋、道的基本政策都是‘三教’並用，故使三家在此時期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成為三家發展史上的新時期。”①蘇轍遭逢其時，在他的身上也熔鑄著三教合一的特色。
蘇轍一生在政治上顛簸起伏，飽嚐顛沛流離貶謫之苦，並且他的思想比較複雜，諸子百家都有所涉及，“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①總體來說，蘇轍早年的人生思想以儒家為主。他的晚年，在經曆了仕途的坎坷之後，釋、道兩家思想又漸漸占了主導地位，最終他閉門謝客，在清淨中感悟釋、道精神，尋求心靈的自由和慰藉。
一、儒家思想的影響
蘇轍作為蜀學的代表人物之一，誕生在一個富有儒學傳統的書香之家。其遠祖蘇味道，是唐朝有名的詩人，曾任武則天時期的宰相，與杜審言、李嶠、崔融並稱為“文章四友”。父親蘇洵精通儒學經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②蘇轍家中書籍眾多，他曾說：“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③可見，蘇轍自幼飽讀儒家經典，在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中成長，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深深地熏陶著他。
蘇轍非常欽佩“亞聖”孟子，他繼承孟子之道，在《上兩製諸公書》說：“蓋晚而讀《孟子》，而後遍觀乎百家而不亂也。……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④推崇其“我善養吾浩然之氣”⑤，因此蘇轍“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①蘇轍還向儒家典範人物顏淵學習，“顏曾本吾師，終身美藜藿。”②另外，在《答黃庭堅書》中雲：“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歎其不可及也。”③蘇轍對於顏淵的安貧樂道給予高度稱讚。
蘇轍在儒家用世思想的影響下，青年時期就心懷大誌，準備為國效力。蘇軾曾言他們兄弟青年時期的誌向：“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④嘉祐二年（1057），蘇氏父子在“學而優則仕”思想的支配下，參加了由歐陽修主持的禮部進士考試，十九歲的蘇轍與其兄同登進士第。嘉祐六年（1061），蘇轍又與兄一起參加直言極諫科的製舉考試。蘇轍因直言，被置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熙寧六年（1073年），蘇轍擔任齊州掌書記之任期間，麵對旱災，他積極賑災救民，體現了他造福百姓的奉獻精神。由此可見，儒家積極用世的思想在蘇轍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北宋統治者鑒於唐代中後期藩鎮割據給國家帶來的嚴重災難，自太祖朝就削弱武將權力，同時，大力提高文人待遇。在這種重文抑武的政策之下，他們具有強烈的參政意識，“上之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權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⑤，形成了對文人有利的國策。正是源於此，導致宋代軍隊中“將不識兵，兵不識將”，軍力羸弱，宋朝周圍的一些少數民族政權乘機窺伺入侵，多次騷擾宋人邊防，同時宋廷在對外的戰爭中，屢有失敗，引起一些士人的不滿。針對宋王朝積貧積弱的社會現狀，北宋中期形成了士大夫議論時政、品判曆史的社會風氣。
在蘇轍的青、中年時期，麵對北宋內憂外患的社會現實，他以天下為己任的熱情，關心政事，表現在文學創作上，則是寫了大量政論文，如《上神宗皇帝書》、《自齊州回論時事書》、《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等，主張治國“以禮樂為本，刑政為末”①，推崇“禹、稷汲汲於天下”②。到了蘇轍的晚年，他創作了大量的史論文，以《曆代論》為代表，如《漢景帝》、《唐太宗》等，顯示了對曆史人物和事件的關注，其實也就是提醒統治者，注意借鑒古今成敗得失，不再重蹈覆轍。這些都是儒家進取思想的體現。而當蘇轍身處逆境之時，亦不忘修身養性。在貶地龍川，寫出了《龍川誌略》那樣的好作品。蘇轍晚年隱居潁濱，便閉門不出，“宇宙非不寬，閉門自為阻。心知外塵惡，且忍閑居苦。”③文學創作雖然減少，但埋頭於學術研究，真可謂是“獨善其身”。
蘇轍不滿於王安石變法，用儒家的禮義思想批評王安石新政，其雲：“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為以製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④蘇轍對王安石新學的牽強附會，委曲莫通進行了無情的批判：“世之迂學，乃皆曲為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強牽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⑤
蘇轍的人生、文學都受到了很深的儒學思想沾溉。他的前半生積極進取，為北宋統治者提出了一係列有價值的改革政治、經濟、軍事的建議，後期則獨善其身，沉醉於學術研究之中，這在他的創作中都有深刻的體現。呂公著曾評雲：“隻謂蘇子由儒學，不知吏事精詳至於如此。”①雖是強調蘇轍為政的練達，但從一個方麵也表明蘇轍所受儒家影響很深的事實。
二、佛家思想的影響
佛教從漢代傳入中國以來，給中國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在隋唐時期，中國的佛教達到鼎盛，中國佛教的幾個流派如淨土宗、華嚴宗、禪宗、法相宗都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到了晚唐五代時期，由於政局的不穩與戰亂，佛教一度衰落。隨著北宋政權的建立，統治者大力發展佛教，佛教又開始興旺起來，它的一些思想、教義影響士人的文化生活。宋朝的文人，大都有過接觸佛教的經曆，甚至一些文人也參禪入佛，成為居士。
在蘇轍的家鄉四川，佛教十分興盛。有“秀甲天下”之美譽的峨眉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而且樂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彌勒佛坐像，這兩個地方都距蘇轍家鄉眉山不遠。這種濃厚的佛教文化自然會影響到蘇氏一家。蘇轍的父親蘇洵與廬山的高僧訥禪師和景福順長老關係密切，蘇轍雲：“轍幼侍先君，聞嚐遊廬山，過圓通，見訥禪師，留連久之。元豐五年，以謫居高安，景福順公不遠百裏惠然來訪。自言昔從納於圓通，逮與先君遊。歲月遷謝，今三十六年矣。二公皆吾裏人，訥之經去已十一年。”②蘇轍的母親也信佛教，蘇軾在元豐八年所寫《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並敘》說：“昔予先君文安主薄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舍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誌則無盡。”③ 蘇軾在貶居黃州時所寫《答畢仲舉二首》中提到：“佛書舊亦嚐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仆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仆所言為淺陋。仆常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仆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仆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①蘇軾在人生失意時，從佛教中尋求解脫的辦法，使自己精神超脫，達到物我兩忘、得失無所動其心的境界。在這種社會和家庭的熏陶下，蘇轍自然會受到佛教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