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五竇生平考
關於五竇的生平，《竇氏聯珠集》之各卷卷首褚藏言所撰各人小傳中有較為完備的介紹，另外《舊唐書》卷一五五《竇群傳》、《新唐書》卷一七五之《竇群傳》及其附傳、《唐才子傳》卷三等亦有五人生平的記載，可與藏言傳互為補充。另外傅璿琮先生主編的《唐才子傳校箋》卷四之“竇常”、“竇牟”、“竇群”、“竇庠”、“竇鞏”，在元辛文房撰《唐才子傳》的基礎上對五竇的生平做了詳盡的梳理。為了更詳盡地研究五竇文學創作，研究五竇的交遊情況，今筆者以褚藏言撰“五竇傳”為基礎，結合前輩時賢的研究成果，對五竇的生平行跡進行考證。
第一節 竇 常
竇常，字中行。關於竇氏兄弟的籍裏，各書記載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是褚藏言《竇常傳》、《元和姓纂》卷九、《舊唐書》卷一五五所雲“扶風平陵人”。二是《新唐書》所雲“京兆金城人”。今按：扶風，據《舊唐書》卷三八《地理一》，扶風即鳳翔府（治雍縣，即今陝西省鳳翔縣）。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卷九引《金石萃編》卷一○九所收羊士諤《左拾遺內供奉贈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竇府君（叔向）神道碑》，亦尚存“居平陵”殘字，又按扶風無平陵，岑仲勉又雲：“扶風舉其望，平陵舉其地也。”則知平陵當在扶風；“金城”，按《新唐書》卷三七《地理誌一》，金城即興平（今陝西省興平縣），為京兆府屬縣之一。羊士諤與五竇生活在同一時代，且與竇群交好，其說較為可信。另外韓愈《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①亦雲：“後去觀津，而家平陵。”故五竇之籍裏的問題當從“扶風平陵”說。
竇常行大，竇常有《奉寄辰州房使君郎中》詩贈房孺複，房孺複作《酬竇大閑居見寄》②即酬竇常之作。
《舊唐書·竇群傳》雲：“群兄常、牟，弟鞏，皆登進士第。”竇氏兄弟中有三人中進士，這在當時是十分少見的。關於竇常中進士的年代，各書均有詳細的記載：《舊唐書》傳雲：“（常）大曆十四年（779）登進士第。”藏言《竇常傳》亦雲：“府君大曆十四年舉進士，與故吏部侍郎奚陟、商州牧丁俛、秘校獨孤授同年上第。”與《舊唐書》同。《唐才子傳》雲：“大曆十四年王儲榜及第。”可見《文苑英華》卷三《寅賓出日賦》注雲：“大曆十四年，王儲作魁。”則竇常於大曆十四年中進士確定無疑。《文苑英華》卷一百八十九將竇常的《花發上林》、《求自試》分別收入“省試九（州府試附）”、“省試十（州府試附）”，此二詩當是竇常應考時作。
竇常中進士後二十年未出仕，藏言《竇常傳》雲：“乃拾遺下世，力養繼親，家無舊產，百口漂寓。繇是棄高科於盛時，就泉府之少職，邅回者十年。厥後載罹家禍，因卜居廣陵之柳楊西偏，流泉種竹、隱幾著書者又十載。繇擢第至釋褐，凡二十年。”拾遺乃竇叔向，卒於建中初③，“罹家禍”當指竇常之繼母卒①。《舊唐書》傳亦雲：“（竇常）居廣陵之柳楊，結廬種樹，不求苟進，以講學著書為事，凡二十年不出。”《新唐書》傳同。據以上記載可知：在這二十年中的前十年，竇常先是因及第後即丁父憂而不得入仕，又因家無舊產，諸弟尚幼，就職於泉府②。而後十年又因繼母喪亡，隱居廣陵。竇常進士及第卻二十年不仕在當時也成了一大異事，《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九“貢舉二·潘炎”雲：“侍郎潘炎進士榜有六異：朱遂為朱滔太子，王表為李納女婿、彼軍呼為駙馬，趙博宣為冀定押衙，袁同直入番為阿師，竇常二十年稱前進士。”
直至貞元十四年，竇常才為淮南節度使杜佑辟為節度參謀，後又由節度參謀改為泉府從事，此事在藏言《竇常傳》、《舊唐書》傳、《新唐書》傳中都有記載。藏言《竇常傳》雲：“洎貞元十四年秋，成德軍節度使太尉王公命從事禦史盧泚貺五百金，辟為掌記，不就。其年，淮南節度左仆射霸陵杜公奏為參謀，授秘書省校書郎，厥後曆泉府從事，由協律郎遷監察禦史裏行③。”《舊唐書》傳、《新唐書》傳略同。另外常弟竇庠作有《敕目至家兄蒙淮南仆射杜公奏授秘校兼節度參謀同書寄上》，亦可為證。竇常離開淮南幕府的確切時間不得而知，隻能根據相關史料的記載做大致推斷：《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九年（803）三月，以淮南節度使“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竇常當是此時隨其離開淮南幕的。
元和初竇常曾任湖南觀察副使，六年入為水部員外郎，此事見於藏言《竇常傳》：“居無何，湘東倅戎①，轉殿中侍禦史，賜緋魚袋。元和六年，由侍禦史入為水部員外郎。”《舊唐書》傳同。至於竇常赴任湖南的時間，則可據呂溫《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②來推測，《廳壁記》雲：“元和三年冬，天子命禦史中丞隴西李公，以永嘉之清政，京兆之懿則，廷賜大旆，俾綏衡湘。威如秋霜無私凋，惠如冬陽無私煦，用人如止水無私鑒，始下車，表前副使、殿中侍禦史，扶風竇君常字中行以本官複職。”“隴西李公”為李眾，李眾的前任為薛蘋，《舊唐書·憲宗紀》：永貞元年（805）冬十月甲申，“以虢州刺史薛蘋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廳壁記》既雲竇常為前副使，則可知竇常曾為薛蘋副使在元和三年前；另外羊士諤撰《左拾遺內供奉贈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竇府君（叔向）神道碑》③署：“元和三年，歲次戊子，十月己酉朔五日癸醜建。”碑文稱竇常為“殿中侍（禦史）、內供奉、賜緋魚袋、湖南都團練判官。”則知元和三年竇常已在湖南。而呂溫之《廳壁記》作於元和五年④，此記當是呂溫應竇常之請而作，故知元和五年竇常仍在湖南。
竇常為水部員外郎的時間不長，藏言《竇常傳》雲：“亦既二歲，婚嫁未畢，求牧守之官，出為朗州刺史。”據此可知竇常在水部僅兩年，到元和八年即出任朗州。今按竇常有《之任武陵寒食日途次鬆滋渡先寄劉員外禹錫》，詩雲：“看春又過清明節，算老重經癸巳年。”“癸巳年”為元和八年（813），則知元和八年春竇常已赴朗州任。另劉禹錫有《朗州竇員外見示與澧州元郎中郡齋贈答長句二篇因以繼和》⑤，詩雲：“應憐一罷金閨籍，枉渚逢春十度傷。”據《舊唐書·憲宗紀》，永貞元年（805）九月劉禹錫被貶連州刺史，十月改朗州司馬，詩所雲“十度逢春”應在元和十年（815）。柳宗元亦有《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見促行騎走筆酬贈》①，詩雲：“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荊扉”、“不羨衡陽雁，春來前後飛”，據《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年三月乙酉，柳、劉諸人授遠州刺史，而征赴京師之詔令，則下於元和九年，劉禹錫的《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征江湘逐客，餘自武陵赴京，宿於都亭，有懷後來諸君子》②，甲午即元和九年，即入京途中所作。柳宗元詩有“春來前後飛”語，可知作於春日，當在元和十年，劉、柳二詩均稱常為“朗州竇員外”，則知元和十年竇常尚在朗州任上。
竇常在朗州刺史任後，曾轉任三郡，《舊唐書》傳與藏言《竇常傳》皆雲轉任固陵、洵陽、臨川三郡；而《新唐書》傳則雲：“（竇常）曆朗、夔、江、撫四州刺史。”韓愈《國子司業竇公（牟）墓誌銘》亦雲：“（竇常為）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唐才子傳》同。今按：固陵，《方輿勝覽》卷五十七：“夔州：[事要]郡名夔門、固陵、三巴。”可知夔州曾名固陵，二名實為一地；洵陽，屬江州，《舊唐書》卷四十：“江州領湓城、潯陽、彭澤三縣。”《新唐書》卷四十：“江州潯陽郡縣三：潯陽、彭澤、都昌”；臨川，屬撫州，《舊唐書》卷四十：“撫州領臨川、南城、邵武、宜黃、崇仁、永城、東興、將樂八縣。”《新唐書》卷四十一：“撫州臨川郡縣四：臨川、南城、崇仁、南豐。”由此可見，這兩種說法隻是地名不同，所指地是相同的，今統一竇常曆任夔、江、撫三州。至於竇常在此三州任職的確切時間已不可考，今按劉禹錫有《夔州竇員外使君見示悼妓詩顧餘嚐識之因命同作》、《竇夔州見寄寒食日憶故妓小紅吹笙因和之》③二首，作於竇常在夔州時，前詩雲：“前年曾見兩鬟詩，今日驚吹悼妓詩。”根據上文可知，劉、竇分離在元和十年，即以此時劉禹錫嚐見故妓小紅言，元和十二年（817）竇常已在夔州。而韓愈《國子司業竇公（牟）墓誌銘》作於長慶二年①，雲竇常曆“朗、夔、江、撫四州刺史”，可知長慶二年（822）竇常已為撫州刺史，由此可推斷出竇常任江州，當在元和十二年至長慶二年間。
藏言《竇常傳》又雲：“既罷秩，東歸舊業。時宰嘉招，固辭衰疾，因除國子祭酒致仕。”《舊唐書》傳、《新唐書》傳、《唐才子傳》皆同，可知竇常在轉任朗、夔、江、撫四州後，東歸入國子祭酒致仕。從上文得知竇常長慶二年（822）尚在撫州，其秩滿還京當已在長慶末年。
關於竇常的卒年，各書的記載略有不同：藏言《竇常傳》雲：“寶曆元年秋，寢疾告終於廣陵之白沙別業，享年七十七。”據此推出竇常當生於天寶六載（747）；《舊唐書》傳則雲：“寶曆元年卒，時年七十。”按此推斷竇常當生於天寶十五載（756）。然，韓愈《國子司業竇公（牟）墓誌銘》雲竇牟卒於長慶二年（822），年七十四，則牟當生於天寶八載（749），竇常為兄，不當反生於弟後；又前引竇常《之任武陵寒食日途次鬆滋渡先寄劉員外禹錫》有“算老重經癸巳年”語，前一個癸巳年為天寶十二載，可見生於天寶十五載之說錯誤，可知藏言《竇常傳》雲其卒年七十七為確，當從藏言《竇常傳》“七十七”之說。
第二節 竇 牟
竇牟，字貽周，生平見褚藏言撰《竇牟傳》、《舊唐書》卷一五五、《新唐書》卷一七五之《竇群傳》附傳、韓愈《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祭竇司業文》②。韓愈與竇牟生活在同時代，兩人交情甚篤①，故韓愈關於竇牟生平的敘述應當較為可信，今從之。
竇牟行二，可見於韓愈《祭竇司業文》雲：“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此處的竇君二兄即竇牟。
竇牟曾於貞元二年中進士，《舊唐書》傳與藏言《竇牟傳》皆有記載，藏言《竇牟傳》雲：“（牟）與從父弟故相贈司徒易直、故相贈少師李公夷簡、故兵部侍郎張公賈、故工部侍郎張公正甫同年上第。”《登科記考》卷一二引《永樂大典》謂：“張正甫第一人及第。”可為證明。
比起竇常的二十年不仕，竇牟的官途則較為順暢。竇牟及第後即任秘書省校書郎、東都留守巡官等職，《舊唐書》傳、藏言之《竇牟傳》均有記載，此不贅述。至於其為東都留守巡官之事，韓愈《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亦有提及：“公始佐崔大夫留守東都。”據《舊唐書·德宗紀》知：貞元二年（786）九月，崔縱為東都留守，五年（789）十二月，為杜亞所代，則可知竇牟之為東都巡官，當在崔縱為東都留守期間。
關於竇牟東都任後的仕宦情況，各書的記載略有不同：《舊唐書》傳雲竇牟“曆河陽、昭義從事，檢校水部郎中，賜緋，再為留守判官。入為都官郎中，出為澤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按此說，則竇牟在東都任後的仕宦順序為：先入河陽、昭義幕府，後入為水部郎中，再出為東都留守判官，再入為都官郎中，再出為澤州刺史，再入為國子祭酒，按此說則知竇牟曾二度到東都任職；而藏言《竇牟傳》則雲：“曆河陽三城從事，累轉協律郎、評事、監察禦史裏行。府罷，複為留守判官，轉殿中侍禦史。尋為昭義節度判官，累遷檢校水部員外，轉本司郎中兼禦史，賜緋魚袋。後為留守判官、檢校尚書、都官郎中，出為澤州刺史，改國子司業。”藏言認為：竇牟先入河陽幕府，府罷再為東都留守判官，後入昭義幕，入朝為水部郎中，再為東都留守判官，再入朝曆檢校尚書、都官郎中，再出為澤州刺史，最終入為國子司業，按此說則知竇牟曾三度到東都任職。從兩者的敘述來看，《舊唐書》傳與藏言《竇牟傳》在竇牟的仕宦問題上最大的分歧在於兩點：一是竇牟任東都職是兩次還是三次，二是竇牟最終的官職是國子祭酒還是國子司業。
實際上，以上兩個問題可以在韓愈的《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中找到答案：《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雲：“（竇牟）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首先從《墓誌銘》可知，竇牟是官終國子司業而非國子祭酒。其次，韓愈所說的“六府五公”當是指自貞元初至元和初二十餘年間，竇牟嚐一至河陽，再至昭義，三至東都，是為“六府”；嚐事東都三次、昭義節度使二次、河陽節度使一次，而昭義節度使李元淳又曾為河陽節度使，故為“五公”而非“六公”，據此可推出藏言《竇牟傳》所言竇牟在入河陽和昭義幕期間曾任職於東都，確有其事。另外，按《墓誌銘》，竇牟在元和五年曾為虞部郎中，而非水部郎中。根據以上的考辨，我們大致可知，竇牟是先至河陽，後入昭義，再至東都，再入昭義，三至東都的。至於其後的仕宦情況，則亦可按韓愈《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進行考證。
在東都留守巡官任後，竇牟入河陽幕，此事應該在貞元五年崔縱入為太常卿之後。貞元五年後河陽節度使為李元淳①，故可知竇牟至河陽，應為元淳所辟。另外《舊唐書·德宗紀》雲：貞元十五年（799）二月“戊辰，以河陽三城節度使李元淳為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洺觀察使。”李元淳移鎮昭義，竇牟亦當隨其離職移至昭義，而至於竇牟何時離開昭義幕府，已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