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想李煜這個人，總覺得他不像一個皇帝，而是通常意義上的好男人，好藝術家。他待人那麼友善，修養那麼全麵，這樣一個人，放在任何時代都是出色的，受人尊敬、令人親近的。他骨子裏是個藝術家，虔誠的佛教信徒，這兩種東西作用於他，淡化他的皇權意識，消解他的皇帝做派。
中國曆史上，出現李煜這樣的皇帝，值得慶幸。畢竟他亂世坐龍椅，一坐十五年，還能保留人的味道，離人道近，離獸性遠。他不搞霸權，甚至不知霸權為何物。
活動變人形。李煜居於權力頂端而“人形”不變，這個不變，蓋由於人性善的強大支撐，文化本能的強大支撐。
國家處於危難，他調動殺性艱難。他輸掉戰爭不奇怪。
需要警惕的一種思維邏輯是:不問青紅皂白，誰輸了就指責誰。這種邏輯，若幹年來劈頭蓋臉擲向李煜，何其粗暴。
李煌輸在文化修養，也贏在文化修養，他的不幸，是文化碰上了刀槍。古希臘為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礎，但希臘人打不過羅馬人。清末，悠久的中華文明也難敵野蠻的八國聯軍。例子很多。文化欲自保，不懂刀槍看來不行。
李煜輸在一時贏在永遠，包括美麗的娥皇、可歌可泣的女英，他們的形象，有足夠的理由矗立在中國人的心中。日本交響樂指揮家小澤征爾，在聽過二胡獨奏曲《二泉映月》之後，激動萬分地說:“這神聖的曲子，必須跪著聽！”神聖意味著:藝術和人類其他被推向極致的真善之物分享著至高無上。可惜中國封建史太漫長，人們隻知向皇權下跪。權力在社會生活中，所占份額太大，至今餘毒未消。
小澤征爾跪聽《二泉映月》，國人當深思。
而我們捧讀李煜的詞，焚香沐浴不為過。
李煜不僅是優美的，優雅的，他的文字同樣是聖物。
哀，愁，恨，這些人類的“基礎情緒”，李煜為它們逐一賦形，為漢語表達樹立了永久性的典範。為什麼今天有這麼多人喜歡他？答案是明擺著的。
他讓軟實力顯現硬道理。他讓真善美有質感，能觸摸。
李煌不是昏君暴君，更不是荒淫之君。古人說他“誤作人主”，這個評價恰如其分。坐龍椅他實在勉強。從小就不喜歡。彌漫在龍椅四周的血腥氣，和他的溫柔性格、藝術修養實在是格格不入。他的生存向度一目了然。他有做人的原則，作人主便艱難。而人與人主之間的那道鴻溝，倒不失為曆史學者們的重要課題。
南唐開國之君李昇給了李煜向善的記憶。母親鍾氏帶他拜佛主。他在女人們中間長大，眉清目秀，與江南山水相映生輝。愛情又來得那麼激烈而細膩。李燈是配說愛的，比之今人猶有過之，因為他是皇帝，享有三宮六院的特權。大環境如此，他還專情。為什麼？
針對李煜一生，可以問很多個為什麼。
現代某些學人，非要李煜埋頭軍事醉心殺伐，這些人腦子有毛病，需要看醫生。
如果我們瞄準人性和個體特征，那麼，有一些曆史及文學觀念就要被打上問號。人性的空間必須拓展。
拓展人性的空間還意味著:縮小獸性的地盤，剝下獸性的形形色色的偽裝。
李清照說:“五代幹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這位飽受戰亂之苦的中國第一女詩人，看問題很清晰:一邊是幹戈，另一邊是文雅。幹戈穿膛破腹，文雅卻是朝著溫馨的曰常生活。
我讀古代史，有個印象十分深刻:改朝換代之初，一般來說是軍事鬥誌昂揚。而隨著立國日久，生活會回歸常態。比如盛唐北宋稱治世，各有百餘年，呈現了相當繁榮的生活景觀。人們忙著過日子，忙著幸福生活花樣翻新，而不是忙著摩拳擦掌要跟誰打仗。盛唐經不起安祿山史思明之亂，北宋敵不過立國僅十年的金國，皆由於百年和平不識幹戈。
生活有它自身的邏輯。文化則有文化的力量。戰爭旨在掠奪和摧毀，而文化積聚生活的意蘊。野蠻能打敗文明，但絕不意味著:野蠻在價值的層麵上占據優勢。曆史學者，顯然不能把勝者為王敗者寇作為他們的宏大敘事的潛台詞。
我去年偶然看一部寫李燈的電視連續劇，劇中安排三角戀，把娥皇篡改為趙匡胤的初戀情人。這類“創作意圖”本不值一提，但其傾向性值得注意。編導們不知文化為何物，卻以他們胡編亂造的本事驚人地消耗著我們的文化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