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到初唐四傑，詩歌創作不僅體現在題材擴大了，拓寬了，內容充實了，豐富多彩了，而且也表現在形式的創新和完善上。他們以嶄新的章法和節奏，表現激情，在聲律運用上更加純熟、協調、自如；在語言運用上也主動接近現實生活，盧照鄰、駱賓王以五、七言歌行見長，王勃、楊炯以五言律、絕取勝。七言歌行本是六朝七古與駢賦互相滲透、交叉的產物，它吸取六朝樂府中蟬聯句式，又得近體對偶和聲律，形成了凝煉工麗而又婉轉流動的風格。盧照鄰、駱賓王創造性地發揮了這種詩體優勢，並強化了詩的抒情性，豐富了它的表現力，從而成為“極能發人才思”（《詩藪》）的新體製。例如盧照鄰《長安古意》，在章法上以描形賦物鋪張始，又以抒情議論作結；在句法上以駢為主，以散行駢；在用韻上大多四句一轉，平仄相間，形成一種緊鑼密鼓式跌蕩起伏的明快節奏，凡轉韻處又多用蟬聯法銜接；在用語上則不僅運用大量的疊字疊詞，而且俗語虛詞的運用加強了語調的力度和深度，神情飛動了起來。駱賓王的歌行還借用了漢大賦筆法，規模容量皆有聳人耳目的壯觀。他的《帝京篇》和《疇昔篇》長達二百多句，前者如大賦體製，後者又如紀行、述誌小賦，不僅壯大了氣勢，又激蕩了情思和磊落風神。他們二人的歌行多從六朝民歌中汲取營養，音韻流暢圓潤，“是用鋪張揚厲的賦法，膨脹過了的樂府新曲”。王勃、楊炯最善五律五絕，其語言明淨凝煉，趨於流宕，六朝的繁縟綺藻氣象進一步滌蕩。王勃的五絕情景交融、含思蘊藉，用語自然，卻情韻豐厚，發揚了深入淺出的語言風格，如他的《始平晚息》、《山中》、《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等，嬌小玲瓏而神氣凝整；楊炯的詩從情感、氣質、體製上更近於近體詩，更顯成熟，能寓散於偶，虛詞的妙用，使板滯化為流走飛動，二人為律絕的定型作出了貢獻。總之，四傑完善了律絕，發展了歌行，為唐詩的發展繁榮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總的來說，四傑於初唐就已在五言律絕上下了不少功夫，使五言律絕漸趨成熟和完善，但是他們的詩歌中還不時出現失對失粘，在沈宋的共同努力下，五七言律絕詩已經定型、完善、成熟，並且更加規範，從永明體的四聲，發展為區別平仄；由消極的回忌聲病，探索出平仄規律；由隻講一句一聯的音節，發展到全篇平仄粘對，中間兩聯對仗，遂使律詩臻於完善：“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新唐書·宋之問傳》），在律體的形製上，二人對七律、排律等形式進行了多方麵，多維度的探索實踐，對盛唐詩歌的繁榮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特別是對杜甫和柳宗元的借景抒情，婉曲達意的詩風有直接影響。
五言律詩的定型由沈宋來完成，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壯舉，並且五言律詩的定型直接為七言律詩的成熟打下了堅實的體製基礎，他們的七律創作，七言律詩的完善和定型，意義重大，對唐詩藝術的推動作用不可估量。到了盛唐時期，王維、孟浩然、杜甫、李白、高適、岑參都寫了大量的藝術精湛的五言律詩，這與沈宋的良好開端息息相關；正因為五言律詩的定型，才使詩人們對詩歌意境的提煉與追求上升到了一定高度，達到了完美的境界。因為在短短的幾十字中既要表達得生動形象，還要受到規範的限製，那就必須深加錘煉，嚴加推敲。不如此就無法增強其感染力，更何況，簡短的幾十字很難包容萬象世界、多變難測的思想情感，為此，詩家往往千錘百煉，使自己的豐富情感盡可能的融彙在八句詩內，並得到充分的藝術表現。宋人劉昭禹說：“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字屠沽輩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合，有蓋必有底。但精心求之，必得其寶”，從選詞造句，到對字詞的音的輕重與抑揚，以期達到盡善盡美，這是一項非常複雜而又十分艱辛的勞動。同時，五言律的完善和定型，極大地增強了人們的審美情趣，推動了詩歌藝術風尚的提升，沈宋二人最早嚐試，並使其完善，可謂開一代風氣之先，為後代詩人的寫作樹立了標杆，沈德潛說：“五言律……神龍之世，陳、杜、沈、宋，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然名貴。”這一評價是較正確的。另外，自從五言律詩成熟和定型之後，詩歌逐漸由敘事過渡到抒情，並且到了盛唐之後均以抒情為主調，徹底改變了古體詩、樂府詩以敘事為主，多用賦法的格局，唐詩比興手法的廣泛應用，使詩歌藝術技巧得到了加強，詩歌所寫之景與詩人之情有機融會，形成一體，達到渾融的境界。這都是沈宋開風氣之元勳的功勞。雖然二人詩歌內容還顯單薄，但藝術形式的定型就足以流芳百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