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藝術局還專門為三個團各召開了一次座談會，邀請首都文藝界知名人士對演出進行評價。中國劇協也就周樺、張蘭秦的表演藝術成就舉行了專題座談會。有關領導和首都文藝界專家一致認為：此次蘭州文藝團體以如此規模進京演出，反映出蘭州黨政領導改革開放的膽識和魄力，表明了蘭州文藝界強烈的進取精神，從中可以看出蘭州人民奮進崛起的興旺景象，精彩的演出說明蘭州形成了文藝創作良好的“生態環境”，劇目創作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進京五台戲新招百出，令人目不暇接，沒有一台不精彩。他們盛讚周樺是“西部高原劇壇的一枝奇葩，完全可以與中原豫劇名家相媲美”；盛讚張蘭秦是“黃鍾大呂的金嗓子，恰似當年京劇行裏的金少山、裘盛戎，很有可能把秦腔‘淨行’的唱腔曆史性地推進到新境界”；盛讚《西出陽關》“猶如一枚重磅炸彈，震撼了我國舞蹈界，為中國舞蹈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甚至還說，蘭州的這批演員一個比一個出色，演出一個比一個精彩，幾乎搞不清楚究竟是誰要參加“梅花獎”的評選……
此次三團進京演出的意義和影響大大超出原來預期的效果，必將在今後蘭州文化事業建設過程中逐漸顯示出不可低估的輻射效應。
進京演出之所以取得圓滿成功，首先應歸功於市委市政府在戰略決策上的膽識和魄力。此次三個團，五台戲，二百多人浩浩蕩蕩開進京城，其組織工作之繁雜，物質保障難度之大是可以想見的，對於各方麵條件尚不完備的蘭州市而言，敢於組織這樣一次旨在宣傳蘭州的“平津戰役”，沒有大氣派、大氣度，是難以下此決心，作此決策的。
其次，文化主管部門和演出團所具有的現代公共關係意識和成功的公關策劃，全麵提高了這次演出活動的品位。在“宣傳蘭州”的總體目標下，市文化局從年初起，精心策劃組織實施了包括4月18日北京新聞發布會在內的一係列公關戰術動作，成功地調動了首都30多家新聞單位為此次演出活動營造輿論氛圍，形成先聲奪人的有利態勢。進京後，又成功地邀請到了首都文藝界近百位最具權威性的專家學者和知名人士觀看演出並出席有關活動；成功地爭取到了為全國科學技術大會演出的機會；文化部還特意組織《西出陽關》專場，招待參加“第五屆文華獎”頒獎活動的各地文化界領導、參加中組部有關會議的全國100多位組織部長以及中央黨校200多位高級幹部學員和各國駐華使節觀看了演出。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兩次播出蘭州文藝團體進京演出消息，中宣部文藝局副局長成誌偉、《人民日報》首席文化記者易凱等著名文藝評論家親自撰文評介蘭州文化工作和有關劇目。卓有成效的公關宣傳策劃，使得我市文藝界與文化部藝術局領導和有關處室以及首都文藝界結下深厚的友誼，為今後蘭州文化事業的發展進一步打下了基礎。
當然，進京演出的成功，最終取決於我們推出的五台戲具有很高的藝術品位和審美價值，我們的三個文藝團體形成了嚴謹良好的演出作風，培養出了以周樺、張蘭秦為代表的一批光彩照人的優秀藝術人才和以拄著雙拐堅持在後台工作的燈光師霍永亨為代表的一支舞台美術和音樂伴奏隊伍。
輝煌的新篇章，最終無疑是他們用辛勤的汗水寫就的。
——這篇稿子全麵敘述並總結了此次進京活動，可能具有一定的曆史參考價值，那就讓它留在這部書稿中吧。同時，此次進京，我也充分體會到了宣傳部一個處長地位的重要性。承蒙文化局長抬舉，不論參加什麼活動，我的座位前都擺出了我的名簽，而且在介紹到會嘉賓的時候，我都要被鄭重其事地介紹給來賓，我就要站起來向大家致意。因為，我一亮相，這就意味著當地黨委宣傳部對這次活動的支持和肯定。而在中國文藝界，有誰不知道宣傳部的輕重呢。雖然文教處長充其量算個“吏”，算不上是個可以列入品級的“官”，但在別人看來，這個“處長”卻有著不輕的份量，他傳達的一些信息，往往有著決定生死的意義。他要是給市上領導“賣一水”，就夠下麵洗一次澡的了。我提醒自己當好自為之。
四
這是關於體育工作的一篇日記：
要了解體育，去一次亞運會就夠了。要知道亞運會，有一部《1990亞運在北京》就夠了，雖然這部“大磚頭”定價44元人民幣，但我還是買下了它。那是夏天我去了三次書店才下決心付款的。這部書隻印了三千冊，也就是說，十二億人口中隻有三千人擁有這部書。張掖路書店似乎隻進了一部，我沒有挑選的餘地似乎能夠證明這一點，那就是說，全蘭州市也可能隻有這一部書。於是，這部書就派上了用場。
寫文藝方麵的稿子，我是內行。在我這個層次上，很少有人能與我相比，尤其是寫領導關於文藝工作的講話，懂行的人就更少了，但體育我是外行。偏巧昨天去王振軍書記辦公室彙報金城文藝獎進展情況時，他正在推敲體委為他起草的“在蘭州市參加第三屆全國城市運動會慶功表彰大會上的講話”稿子，默讀過程中顯然是越讀越不滿意，於是，順手把差事交給了我，說：“嶽逢春文才好得很，小嶽你來把這稿子收拾收拾。”體育我是外行，但改稿子我是內行，尤其給領導寫講話稿更是內行。我已經多次給這位領導寫過講話稿，都很成功。然而寫體育方麵的講話稿還不多。我瀏覽了一下他遞過來的稿子，立刻心裏就有數了。立刻就感覺到市委副書記應該講些什麼了，那篇稿子就在我的感覺中被感覺到了。回到辦公室，從書櫥中找出了《90亞運在北京》這本書，一下子就翻到了幾篇可以借鑒的文章，讀一讀就有了文思，我就更知道了我的文章的作法，提筆就草成了600多字的開頭。吃過晚飯，看了一個小時的《世紀的悲劇.攻克柏林》，鋪開稿紙一口氣就把文章做成了。才到夜裏一點多。又謄清到三點多。幾乎沒有修改。便睡了。200格的稿紙一共22頁，4400字。我讀著，文思流暢，條理清楚，語氣適度，觀點明確，尺寸合適。不知道振軍書記是否滿意。
昨天接這個活兒的時候多少有點猶豫，原本想推辭掉，但是沒有流露出來，是慢性子的好處，話到嘴邊留半句真是有好處，接了這件活兒不僅是對自己的鍛煉，而且書記要是滿意的話，那不是更好的事情嗎。振軍書記早已經有我的文章寫得好的印象，卻主要是寫文藝方麵的文章，現在，體育文章也寫得好，那不是全才通才是什麼。有位朋友編了一本書，自序為《為自己喝彩》，敢直接呼喊自己的名字，說“某某，真棒！”，我也想得意洋洋地說“嶽逢春，真有兩下子！”
——摘自1995年11月9日日記。
五
看上去，宣傳部文教處這一畝三分地沒什麼了不起，卻是一個重要科室。它的主要職責和工作任務是聯係“宣教口”的日常業務工作。科教文衛體，要聯係12個部門，各部門下屬上百個單位，哪一個方麵都要熟悉。別的處室不管的許多事情，最後都交到這裏來辦理。加上當時文教處幾個幹部的工作能力都比較強，也就出現了“能者多勞”的局麵。
在1995年的工作記錄中，我們就辦了不少的事情。比如，協調市博物館和八辦紀念館接待當時剛剛起步，後來紅遍全國的重慶《紅岩魂》展覽；組織教育係統愛國主義的演講比賽；組織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演唱會；協調蘭洽會開幕式籌備；幫助電視台拍攝的《鄧寶山將軍》劇組籌措經費；組織評選第三屆金城文藝獎。等等，等等，幾乎是一年忙到了頭。
這年冬天，我在第三屆金城文藝獎頒獎大會之後的宴會上喝得酩酊大醉，卻不知道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國的大案。市公安局刑警隊長劉曉東被兩個歹徒用衝鋒槍射殺，全城震驚。送葬隊伍浩浩蕩蕩，絡繹不絕。作為文教處長，我敏感地想到，這是一個十分有戲的電視劇題材，立即向部裏領導提出拍攝建議。到公安局協調拍攝事宜。這就組織作者創作劇本，編劇一個星期拿出初稿。很快，就完成了攝製任務。不料，在審查了樣片之後，接到上級通知，片子因為題材敏感事件重大，不宜公開播放。等於是“槍斃”了。但我從中卻積累了協調電視劇拍攝的許多經驗，對後來我的工作是很有幫助的。而這部片子的導演兼攝像鄭鷗也積累了經驗，十多年後，在央視拍攝的電視連續劇《八路軍》等許多劇目中擔任攝像師，圓了拍攝故事片的夢想。
六
1995年到1997年這三年，我踏踏實實地在部裏工作著，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記不得處理了有多少件，根本無法一一列舉，一個小“科級”的“大處長”，任你做多少事情，也是不可能“載入史冊”的。那幾年，工作之餘，我也陸陸續續讀了不少書，比如《中國可以說不》《曾國藩》《第三帝國的興亡》“二月河”的帝王係列小說，餘秋雨的《文明的碎片》係列文化散文等等，等等，估計也有個百十來本。我似乎也更加成熟一點了。
我在幾乎天天要寫的日記裏不無滿足地寫到：
這張寬大的辦公桌屬於我已經六年了，在每個城市，這張桌子隻有一個，它標誌著一個職位，像這樣的職位，每個城市也隻能有一個，我在這個職位上也已經做了六年了。
每天，當我打開房門，拂去桌上的浮塵，沏上一杯茶，點燃一支香煙，拿起筆，或者寫點什麼，或在文件傳閱欄裏畫上一道勾時，心裏總有一點兒滿足或者不滿足的感覺油然而生。滿足感是我覺得自己奮鬥的還不錯，因為我踏入社會的起點很低，“戲子”——這是通常被歸入“下九流”的，由“下九流”而平穩順利地進入上層社會，完全是我由正道奮鬥而使然。每一步，都紮紮實實地印上了奮鬥的汗漬和淚水，甚至血跡。不滿足感則來自與他人的對比，有不少朋友，他們在許多方麵已經走在了我的前麵。與他們相比，我落後了。我總覺得，以我的資質，能力，品行，為人，總不比有些人差，而有些“小人”卻似乎十分得誌。每當坐在這張桌子前，經常會這樣想來想去。
窗外，是川流不息的黃河；河邊，是川流不息的車流；窗下，停滿了各種品牌的轎車；大門口，執勤的哨兵在換崗。在我第一次要進入這個大門送一份材料時，曾經被哨兵阻攔，要我出示證件，而那個證件並不具備進入這個大門的效力，隻好去傳達室門房去登記，在登記時，看門老頭的趾高氣揚態度很是傷了我的自尊。那次，我沒有進這個大門，把材料原封不動地帶了回去。
多少年之後，這裏幾乎所有的武警哨兵都知道我是這個大樓裏的主人之一了，進門時從容不迫的姿態，學是學不像的，隻能來自多年的機關生活。這很有趣，當年阻攔我的哨兵早已經複原，我也絲毫想不起他的模樣，而那個門房老頭也許早就不在人世了，我卻由當年探頭探腦地懷著神秘兮兮的心情來送一份材料的一個傻小子而變為看著同樣探頭探腦地推門詢問某某部門在哪裏的另一些傻小子的機關幹部了。因而，我對這樣的傻小子總是和顏悅色地耐心解答他們的問題。我懂得他們進了這幢大樓時的那種緊張的，忐忑不安的心情。當年，我進入這幢大樓時，也是這樣生怕弄錯了什麼事情地感到神秘兮兮。
當初，也不過是十多年前，我仰望著坐在這張辦公桌前的主人，幾乎可以用奉若神明這樣的詞彙來形容，現在，我們仍然有著朋友般的交情，當我在這張桌子前坐了六年後，這裏的一切神秘都不再神秘，我反而成了知道一切神秘都是怎樣產生的，或者說是製造神秘的人了。我執筆起草的一些語言的組合，變成了成千上萬的人們學習的“文件”；我即興而言也被恭維為“指示”；我參加一些活動，比如看看畫展，出席某個座談會議，有時在座位前也有了名簽，居然也“代表一個方麵”，或者居然“代表市委”——主持會議者常常這樣介紹，並以我的出席和到場“感到榮幸”，這真使得我誠恐誠惶。
的確，對我來說，這裏的一切都不再神秘，這裏的一切都已經自然而然。我可以很隨便地伸出手，從書記和市長的煙盒裏隨意地取出一支紅塔山或大中華香煙來點上，或者在猜拳時不依不饒地給他們灌一杯“絲路春”“五糧液”“茅台”，有時開開無傷大雅的玩笑，或者像晚輩一樣，給他的脖子做做按摩，當然，一起在小便池前抖動，也是常有的事情。
然而，與他們在一起所做的，更多的是一些被稱為“決策”的事情。我常常坐在他們辦公室的沙發上，記錄著他們的語言，他們說的一些話被我記錄下來，整理之後就成了文件。我也不免在整理他們所說的語言時，將自己的思路融彙到文件中，將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寫進去。有時候，在記錄他們所說的話的時候，我也插話就某一“決策”提出自己的看法。當這些文字被印成紅頭文件下發傳達後，社會生活的某些地方就會發生變化，就在影響著成千上萬的人們的學習、工作、生活甚至命運了。
比如，我起草的《中共蘭州市委關於……》（刪去124字，這些文件不是個人的文學寫作，在寫作這部書稿的時候，還不可以說出來）。
這一切，都是當初我沒有意識到的。想不到，作為一個“筆杆子”，會有如此作用和份量。
我總以為“天生我材必有用”這句話是對的，李白沒有點自信和自負，不會產生那些汪洋恣肆的詩歌傑作好文章。既然“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就不能不愛護自己。在今後的起碼的二十年中，我應該繼續努力工作，努力奮鬥。在實現個人生命價值的同時，我想我能夠為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個人，是社會的一個分子，個人價值的實現和社會所允許的奮鬥與實踐，對社會其實是有好處的，倒不完全是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