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1997年，文教處長的板凳我已經坐了快七年了，日常工作可以說早就爛熟於心，重點工作也是胸有成竹，協調工作更是做得駕輕就熟，上下左右走到哪裏都有熟人，辦什麼事情都是一路綠燈、一路順風，應該說是一個稱職的處長了。
宣傳部管轄的文教口大部分部門，比如教育衛生體育方麵的工作都有一定之規，每個下屬單位都如同一架運轉正常的機器，比如醫院和學校，你基本上插不上手，你若指手畫腳可能還要壞事，無端給人家添一些麻煩，因此，基本上不需要去說三道四。即便去一下，大都也是聽聽彙報，了解了解情況，掌握掌握動態而已。而文化藝術工作卻是年年都不一樣，每年都有新的課題需要協調解決。我當處長的那十多年裏，黨委仍然把意識形態工作當做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麵緊抓不放，文教處作為黨委意識形態主管部門的一個職能處室，所擔負的工作無疑是極為重要的。事隨人走，我的文化工作的經曆和修養，常常有意無意、不知不覺地就引導著我將注意力集中在文化藝術工作方麵去了。所以，那些年，我的工作重心很自然地就放在了文化藝術事業的組織協調方麵去了。
這一年，香港回歸，全中國都在迎接七月一日這個隆重的日子，從國家到各省市，從首都到各地方，都組織了各種各樣的慶祝活動，蘭州當然也不例外。市委市政府領導非常重視慶祝香港回歸各項活動的準備工作，連續召開幾次會議安排部署，我當然是參加會議的人員之一，不過，我當時的角色隻是一個做具體事情的工作人員。一般說來，在市委書記主持的會議上，隻有各部門負責人可以發表意見，起碼都是副部長、副局長級別以上的官員才可以說話，我那時隻是一個隨從“跟包”的角色，在會議上當然沒有隨便講話發言的資格。但我清楚地知道，他們說了那麼多，千言萬語、千頭萬緒，千針萬線，千方百計，最後都要落實到我這“一根針眼”裏來。我必須將他們講的事情，全部都寫到活動方案裏去，所有的事情，都要在我起草的活動方案的文字當中得到體現。因此，我必須全神貫注地聽他們說些什麼，深刻地理解他們說的是什麼意思，並且要很詳細，很清楚、很準確地記錄下來。然後將這些記錄整理清楚，或者整理會議紀要下發，或者在起草修改活動總體方案的時候加以係統化、規範化、具體化，使其具有操作性。
這種“活動方案論證會”的一般開法，都是由一位領導同誌主持，各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常常是按照我事先草擬的方案稿件，由宣傳部一位分管副部長彙報並講解總體構思，然後各部門負責人發表意見談看法，最後由會議主持者做總結性講話，一錘定音。當你們對一些事情提出疑問時，我也常常插話做一點說明和解釋。
出席會議的人員發言一般都是口語，幾乎沒有人使用書麵語言，而我在整理和起草文件的時候，必須將他們說的話轉換成書麵語言，用文件格式表述出來。比如，一位領導說：“哪有那麼多錢，一共隻有200萬，你一台戲就要160萬。我看各項活動控製在200萬之內就不錯了。少花錢多辦事。”而他的這個意思表達在文字方案上，就隻有兩句話八個字“精打細算，勤儉節約。”
方案一旦經領導同誌簽字確定，我就立即將稿件交到市委辦公廳去，由文書處印刷文件，然後領回來，下發各部門執行。
既然沒有更多說話的份兒，我就隻是埋頭記錄各位領導同誌的發言，我的任務就是起草方案，然後協調各部門按照方案展開實施，督促各方麵落實會議和文件精神。抽象地說起來，就是“製定方案，督促落實”這樣兩句話，但做起來，真是千頭萬緒，千奇百怪，千辛萬苦，千難萬難，不一而足。打電話，聽彙報，了解進度，掌握細節，協調關係，審定實施方案，給領導準備講話材料，提出指導意見，設計印製分發各種票證，排列名單，分發請柬和活動通知，那真是忙得不亦樂乎，但也井井有條。
1997年以市委市政府名義主辦的大型晚會有兩台：一台節目是文化局組織的《黃河的祝福》。這台晚會氣勢磅礴，場麵宏大，主題鮮明，結構完整，演出現場充滿激情，羊皮筏子都上了台。另一台節目是教育係統組織的《新世紀的太陽》。這台晚會格調清新，充滿青春活力，展示了近年來教育係統藝術教育的豐碩成果。中學生管弦樂團在音樂家謝晶先生指揮下，竟然將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演奏得有模有樣。
那天晚上，慶祝香港回歸的大型晚會《新世紀的太陽》在體育館彩排，演出結束之後，總導演請我代表宣傳部講幾句話。過去，給演員們講話，這是部長的事情，一般沒有我說話的份兒。他們那天之所以請我講話，是由於分管的副部長剛剛調走，我是宣傳部唯一到場的人員。我沒有準備，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站在燈火輝煌的舞台上，麵對一片黑壓壓的人頭，我很緊張，前言不搭後語不知所雲地鼓勵了一番。沒想到得了一個考語：嶽處長材料寫得好，口才不行。這令我深刻反思了一番。文章寫得好，口才卻不行，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我實在是不能接受這個考語，我喊過嗓子，練過嘴皮子，“八百標兵奔北坡，北坡炮兵並排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出了西門走七步，拾了塊雞皮補皮褲”，“門後頭吊著一把刀，刀倒吊在門後頭”這些繞口令我說得不假思索，滾瓜爛熟。我平時說話也語言流暢，語音標準，閑談的時候說的也是天花亂墜，滔滔不絕，不讓蓋口。而且，我為各級領導同誌寫講話稿都寫了十幾年了，我怎麼會口才不行呢？我怎麼在這種場合就卷了刀刃呢。我曾經在舞台上混了十幾年，輝煌的舞台我登上去成百上千次了，本不該怯場，那天卻有些緊張，不知道身在何處了，這真是令人費解。
思來想去，就總結出了幾條。第一，自信心不足，過於謙虛了，沒有個“處長”的“架口”。第二，對自己還是定位不準，出身演員的陰影一直籠罩著我，心底裏有很深的自卑感。第三，我很少在這種場合講話，過去，一般都是部長講，我隻是隨從，缺少在這種場合講話的實踐經驗。既然總結了，我就知道問題何在了。不是我不會說，隻是不願說，不想說，不敢說，不能說，說的少了一些而已。後來，我就撒開了。不論任何場合，我都要求自己敢於講話，敢於發表意見。心理障礙一旦排除，把那張“羞臉”抹下來，那就越說越流利，越講越清楚，越來越張狂，不再自卑，不再自謙，甚至還玩弄一點講話技巧，搞一點詼諧幽默。這就得到了新的考語：嶽處長講話真是很精彩，不像市委的處長在講話，倒像是一篇出口成章的散文。
寫出好文章確實是很不簡單並非容易的事情，而放開了膽量說它一兩個鍾頭的閑話廢話和胡話，甩開腮幫子胡吹冒料侃一通大山，裝模作樣地發表一番蠱惑人心的演說，這，有什麼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