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9年春夏之交的社會秩序無疑是混亂的。但是,到了夏秋之際,尤其是進入秋季,一切都平靜了下來,社會秩序基本恢複了正常。各地的文化部門大都采取了舉辦文藝活動等各種方式營造和諧穩定安定團結的社會文化氛圍。在秋季社會秩序恢複正常後,各地文化部門早在年初就計劃好的許多活動便陸續展開。國慶節期間,成都市舉辦《中國舞.蓉城之秋》大型廣場舞表演活動,邀請了蘭州太平鼓前往成都參加比賽。夏秋之際,在梁新副局長帶領下,我具體操作了城關區雁灘鄉和永登縣部分農民弟兄組成的太平鼓隊去成都參加活動的前期準備事宜,卻沒有隨隊前往成都。
那時候,去外地出公差同時是被當作機關幹部們的一項福利待遇來考慮的,需要考慮平衡的問題。由於當年5月我已經去了一趟西安參加戲劇節,9月又去了一次鄭州觀摩書畫展,等到鼓隊訓練基本完成,前往成都成行時,我就不好再出去一趟了。於是,梁新副局長領著小雪,帶著鼓隊前往成都參加了比賽。
蘭州太平鼓這就一炮打響,在中國舞蹈界引起強烈反響。
二
在成都,梁新副局長與參加活動的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藝術節組委會大型活動文展部的負責人鐵國傑先生取得聯係,並且與有關的北京舞蹈界專家們有了接觸,這就萌動了將鼓隊弄到北京去表演的念頭,隨隊前往成都的省歌舞團編導許琪和劉少雄先生與首都舞蹈界十分稔熟,積極促成此事,並且做了大量協調聯係工作。從成都返回後,他二人又受市文化局委托,專程去北京聯係太平鼓進北京參加亞運會的事情。
許琪和劉少雄在北京的活動是有成效的。
3月2日,我起草了選調鼓隊的招標文件,開始投入具體的策劃組織協調工作。
在1990年我的《工作日誌》中記載著這樣一句話:“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去北京送“太平鼓”錄像帶,協商進京演出事”。但是在北京使用的那個筆記本找不到了,我想一定在,會找到的。找到後就會準確地回憶這幾天在北京的活動,先這樣大概說說吧。
首先是梁新副局長讓我聯係甘肅電視台文藝部主任紀天智先生,在黃河邊拍攝了去成都的那支鼓隊的表演場麵。電視台很快做成了錄相資料專題片,梁新副局長派我乘飛機將錄相資料火速送往北京亞運會藝術節指揮部。
當時,“掃黃打非”的風頭依然很緊,帶著一盤沒有商標的錄像帶上飛機,很可能被誤會為翻拍的淫穢物品。我還到小雪的辦公室裏催他當時就拉開抽屜,取出文化市場辦公室的印章,專門開了一張介紹信,說明這盤帶子的內容,以防上飛機時遇到麻煩,卻一路順利,那張介紹信也沒有派上用場。我一到北京就直奔亞運會組委會大型活動文展部,將錄像帶送到天壇東側體育館路國家體委那座灰色小樓裏,親手交到文展部部長鐵國傑先生手上,便在北京等消息。幾天後,鐵先生告訴我,文展部已經同意蘭州太平鼓來北京,正式的公函隨後就會發到省委宣傳部。得到確切的答複之後,我就立即乘火車返回了蘭州。
蘭州正等著我操辦太平鼓進北京這件重大的事情呢。
在那個階段,我和梁新副局長多次到市委宣傳部和市政府去彙報進展情況,協調政府盡快批準我們的工作方案。市上領導倒是都同意我們的意見,看上去一切順利。
3月20日,亞組委大型活動部給省委宣傳部發來正式的協商函,決定邀請蘭州太平鼓在亞運會期間進京表演。5月9日,時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張炳玉先生簽署意見“請蘭州市文化局負責組隊參加”,明確將任務下達到市上,由市文化局具體組織操作這項活動。這項光榮任務,自然而然地被分配給群眾文化科操作,作為科長,我義不容辭,必須全力以赴做好這件事情。
三
亞組委發來的函件是一張“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組織委員會”專用信簽紙,函件的內容是這樣的:
中共甘肅省委宣傳部:
您部來函已收悉。許琪、劉少雄同誌來京也會見了我部領導。有關“太平鼓”來亞運會演出事宜已經向他們做了說明。
第十一屆亞運會的籌備工作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積極支持。您部擬派“太平鼓”來京表演,我們表示歡迎。但亞運會開、閉幕式的總體規劃已確定下來,無法再增加新的項目,亞運會期間還要舉辦亞運會藝術節,經積極認真的研究,擬將“太平鼓”放在藝術節遊園會的廣場上表演。鑒於亞運會的資金比較緊張,故藝術節國內演出團體經費自行解決。不知您們意見如何?請複函。
致以
敬禮
第十一屆亞運會組委會大型活動文藝展演部
1990年3月20日
雖然任務正式下達是在5月9日張炳玉副部長批示之後。但是,我在三月下旬去北京得到鐵國傑先生的口頭答複,就知道這事情可以辦了,早已經緊鑼密鼓地展開了籌備工作。
在1990年春節前,我執筆撰寫了春節群眾文化活動方案,策劃了三縣六區以太平鼓為重點的社火進城表演大比賽。這時候,各個縣區都知道了要選調一支鼓隊去北京參加亞運會表演活動的消息,積極性都比較高,都想在廣場上露一手。不料,我把問題想簡單了。我想突出太平鼓表演,於是在設計社火隊行進路線時,就將行進路線的距離縮短了。在審定我起草的活動方案時,也並沒有人提出異議。往常,社火隊的集結地點往往安排在濱河路白雲觀一帶,行進路線很長,幾乎是穿城而過,沿街表演之後到達廣場作重點表演,沿途市民都看見了社火隊,就不往廣場集中了,廣場秩序常常是好的。可是,這次集結地點放在了南關十字,行進路線大大縮短了,這就造成了沿途群眾爭先恐後,翹首以盼,大批湧入廣場的擁擠狀況。比賽那天,東方紅廣場上人山人海,最後,擁擠的人群湧入廣場表演區,阻斷了道路,後續的社火隊無法進入廣場,活動進行到中途被迫取消。公安局負責維持秩序的康副局長看到群眾擁擠不堪的場麵,擔心出事故,果斷下令停止表演,沒有進入廣場的社火隊和太平鼓隊解散後原路返回,不再進入廣場做表演了。
又是一個首屆桃花會遇到的那種人山人海的場麵。
我原來看好的永登縣苦水鄉紅玫瑰太平鼓隊被安排在表演程序的最後邊,本來想讓他們“壓大軸”好露一手,如此一來,適得其反,他們反而沒有能夠進入廣場大顯身手。
四
社火進城活動結束之後,我一手製作各種文件,一手在抓鼓隊選調。
但是,料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本來,我想得好好的,從雁灘鄉或者永登縣選調一支鼓隊是有把握的。但是,這時候雁灘的農民都已經城市化了,開春以後許多打鼓的精壯勞力都外出打工去了,已經很難組織起一支鼓隊來。去成都的那支鼓隊也已經解散,人都收攏不到一起了。而我看好的比較有把握的永登縣紅玫瑰鼓隊這時候也出了問題。雖然這支鼓隊的召集人鄭發老弟很有積極性,5月3日那天卻跑到我辦公室來說明情況。他報告說,縣上領導說沒有經費,去不了。讓我給縣上領導說說,紅玫瑰鼓隊自己湊錢去北京。我給縣上打電話證實了拿不出經費的這個說法,不免有點抓瞎。這就難辦了,沒有打鼓的鼓隊,一切不都是瞎忙了。可我堅信,豎起招軍旗,就有吃糧人,打起幡兒就有仙,這是屢試不爽的規律。但是,紅玫瑰鼓隊的召集人鄭發老弟雖然很有積極性,熱心地爭取由他牽頭的鼓隊進北京,但縣上領導不出麵,誰敢把這麼大的事情交給村子上的一個“社火頭”呢。鄭發老弟隻是一位熱心的鄉村文化活動積極分子,雖然每年二月二“龍抬頭”的節日裏,他作為“社火頭”把他那個村子裏的社火活動搞得有聲有色,卻隻是一位民間人士,那時候他連鄉文化站的文化專幹都不是。沒有縣委縣政府出麵組織協調並給予權力的支持,僅憑一個“社火頭”的賭咒發誓就答應他帶著一群烏合之眾進北京,那不是開國際玩笑嗎。
這時候我轉變了工作思路,想出一個偷梁換柱瞞天過海攪渾水的絕招。對各縣區文化局長,我是煽風點火,造謠惑眾,謊話連篇,大造輿論,推波助瀾。對永登說城關要去,對皋蘭說永登正在積極爭取,對榆中縣說,你們要是不積極爭取可就不趕趟了。終於在輿論上營造出一種競爭態勢。結果,這一招見了成效。聽上去,各縣區都在積極爭取上北京。實際上,當時除了“紅玫瑰”鼓隊,並沒有誰積極爭取這件事情。永登的態度已經明確,拿不出五萬元來。而城關區在夏季也實在是組織不起隊伍來,榆中縣幾乎沒什麼動靜。然而這種局麵卻不能對別人說。我對上級領導則是報喜不報憂,總說是一切順利,決不敢說各家沒有積極性,那不是“癩蛤蟆跳到漿窩子裏——找著挨錘錘子”嗎。“漿窩子”是蘭州方言,就是搗蒜的罐子和搗蒜錘子的組合。一隻癩蛤蟆跳到漿窩子裏去,不是自找倒黴嘛,我不幹那種傻事。終於,我的煽風點火造謠惑眾產生了效果,皋蘭縣終於上了我的“當”了。
五
皋蘭縣文化局的兩位局長聽我這樣煽風點火,生怕選擇其他縣區進京,終於坐不住了。一天中午下班後,我騎上自行車回家吃午飯,沒料到皋蘭縣文化局的傅清局長和黃儀副局長居然開著一輛客貨兩用的皮卡,一路尾隨著我,跟蹤追擊跑到我家裏來了。記得當時他們三四個人還用一個破紙盒子裝著幾十個雞蛋,說是鄉裏的土雞下的蛋,營養豐富,味道也好。這就要打探消息,讓我替他們說好話。我哪裏敢接受這幾十個雞蛋的賄賂呀,可不收下又實在太尷尬,這兩位局長與我是老熟人了,私人關係也很好。已經到了吃飯的時候,我就請他們在雙城門勝利賓館門前的一家餐館裏吃了午飯,算是他們送我雞蛋的回贈。請他們吃頓飯,我在心理上就算是扯平了。這家餐館是我的中學同學經營的餐館,這餐飯倒也沒有花幾個錢,但拿這幾個錢去市場上買雞蛋,決不至於就買他們送給我的這幾十個土雞蛋,算起來,我還虧了本呢。吃完了飯,我答應他們一定說好話,其實暗自竊喜,偷偷發笑,心中一塊石頭落地,鼓隊,算是有著落了。而他們去北京這事情,在我這個科長的層次上,就基本上算是定了下來。
現在我想,當時他們一定與其他縣區聯係過,各縣區的文化局長經常到市上來參加群眾文化工作方麵的各種會議,一起開會的時候就互相熟悉了。但是,他們就是打聽消息,人家也不一定會說實話,誰會說自己沒有能力組織鼓隊呢,那不是自己給自己臉上抹灰嗎。皋蘭的局長一定把我造的“謠言”當真了。
我立即向梁新副局長彙報了情況,當然不敢說雞蛋的事情了。
那天,梁新副局長說你們先去看看。我就帶著科裏的幹事燕文去了皋蘭縣文化局找到黃儀副局長,他立即陪著我們,這就去了西岔鄉文化站,鄉文化站站長湯斌老兄也是老熟人了,就帶我們去了鏵尖村。在村上的露天劇場裏,我和燕文坐在劇場的台子上,麵前擺著一張小學生用的破課桌,現場審看了鼓隊的表演。
過去,蘭州人玩太平鼓一般都在春節期間,鬧完社火打完鼓之後,就把鼓掛起來,叫做“封鼓”。過去是掛在祠堂裏,後來沒有祠堂了,就掛在文化站的屋子裏或者是露天劇場舞台的天花板上,不搭梯子,取不下鼓來。“封鼓”之後任何人都不許動它,等到來年春節再取下來清潔修理油漆之後再玩。往往還有一個開鼓啟動的儀式,要拜一拜鼓神才可以動鼓。鄉親們有忌諱,夏天是不能動鼓的,不在季節裏,隨便動鼓,那是要招來禍殃的,這是幾百年來傳統的講究。好在亞運會是大事情,黃儀副局長和湯斌他們也顧不得許多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地向鄉親們作了宣傳,講明了去亞運會打鼓的意義,這才有一些積極分子參加了那天的鼓隊表演。可是那天的表演並不很精彩,一是稀稀拉拉的隻有二十幾個人穿著日常的衣服打鼓,陣勢不夠大,看上去也不整齊。二是準備不足,事先沒有排練,拿起鼓鞭來就打,打得並不很入我的法眼。但是,當時碩果僅存的這支有點積極性的鼓隊若是被否定了,我怎麼交差呢。禿子扮演和尚,爛劈柴釘板凳,先將就材料吧。就這樣,他們按照原生態的動作和套路打了一場。打完之後,黃儀副局長讓我講幾句話。我一是沒有思想準備,二又不能隨便表態,三是我那時候光知道跟著局長幹活,出頭露麵講話做指示還輪不上我。這時讓我拿出“領導幹部”的架口在一支隊伍麵前講什麼話,確實有點緊張。好在跟隨領導幹活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知道領導是怎麼講話的,就照貓畫虎鸚鵡學舌地鼓勵了一番。當然也得挑挑刺,我說,你們這是“低鼓”,沒有“鷂子翻身”這個動作。雁灘的會打。你們會打嗎?他們果然不會。當時,蘭州城鄉就隻有雁灘的鼓隊能打“鷂子翻身”,把二三十斤重的大鼓甩起來上下翻飛那是城關區社火隊的絕活,其他地方不會打,也不學。一是人家不見得願意教你,二是各個縣區的社火隊都有自己祖傳的打法和尊嚴習慣,不大好意思學別人的玩意兒。黃儀副局長見我這樣說,當場就表態,一定要掌握這個動作。下次來,一定不會讓我們失望。
回來後,一五一十地向梁新副局長彙報了情況,當然要畫龍點睛添油加醋地說得好一點,比如,鏵尖的“對鼓”很有特色;這個村子有許多練武術的;鼓手很有積極性;縣文化局決心很大等等。於是,在局長這個層次上,也就基本上決定了以皋蘭縣西岔鄉鏵尖村的鼓隊為主體,訓練一支高水準的太平鼓隊,以“中國.蘭州太平鼓”的名義去北京的大盤子。這是第一次去西岔看鼓,搞不清準確的日期了,大概是在五月份的某一天,因為在我的《工作日誌》5月31日小結五月份完成的7項重點工作的項目記載中,很清楚地寫著:“4.製定了太平鼓赴亞運會演出方案、報告,抓了皋蘭西岔鄉鼓隊。目前各方麵條件比較具備的是皋蘭縣。”
——當然,傅清和黃儀都是化名,但是,如果熟悉這件事情的人看到我的這部文稿,就會一眼看出黃儀副局長是誰。黃儀副局長,你現在還好嗎,如果你也看到了這部書稿,能不能幫我查一下你們是哪天開著“皮卡”到我家裏來的呢?你第一次陪著我去西岔鏵尖村看鼓,又是哪一天呢?我一時找不到記載這件事情的筆記本了。但我相信,這個筆記本一定還在。找到它,是遲早的事情。
看過了西岔的鼓,就又緊鑼密鼓地展開協調工作,重點是請市上領導拍板決定,這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究竟交給哪個縣區來承擔,我的好書記,好市長,您倒是趕快定呐。我這兒火都上房了,您那兒還觀風景呢。真是皇上不急太監急。可自古以來不就是這樣的嘛,從來都是大臣侍衛幕僚師爺們滿頭大汗氣喘籲籲忙得提心吊膽,皇上招的哪門子急呢?
6月1日到9日,我又去了一趟北京,向亞組委彙報了有關籌備工作。
6月15日,當時主管文化工作的振軍副市長終於決定去皋蘭縣委現場辦公,最後拍板敲定此事。我們陪著振軍副市長前往縣上,在縣委會議室召開了現場辦公會。那天,因為鼓隊尚未正式組建,所以也就沒有鼓隊表演,實際上全聽了彙報。振軍副市長在此之前就已經聽過我們反複的彙報,其實也早已經成竹在胸。聽了縣委書記的彙報後,也就最後下了決心,決定了讓皋蘭縣西岔鄉組織一支鼓隊進北京。
巧的是,皋蘭縣委書記振家是振軍副市長的本家兄弟,這真是一條漢子,他毫不猶豫地抓住了曆史給皋蘭縣的這個機遇。在當時鼓隊經費還沒有著落的情況下,他主持縣委常委會,作出了“即使砸鍋賣鐵,也要籌措經費送鼓隊進京”的決策。並且帶頭捐款50元,動員全縣黨政幹部為鼓隊捐資。後來在全縣為亞運會捐資的大會上,有一位幹部一次就捐獻了200元。在鼓隊成行時,全縣共集資10萬多元。要知道,當時縣級幹部每月的工資也不過一百來塊錢。
接下來所做的工作,就是請專業編導人員訓練鼓隊,編排表演形式。
梁新副局長在成都參加《中國舞.蓉城之秋》活動中,與省歌舞團的舞劇編導許琪老師和劉少雄老師等幾位舞蹈專家研究過太平鼓的事情,在促成亞組委同意鼓隊進京的工作中,他們起了重要作用。許琪老師甚至都跑到前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誌的家裏去了。當年,在創作舞劇《絲路花雨》的日子裏,許琪老師與當時的甘肅省委宣傳部部長、宋平夫人陳舜瑤女士有著密切的關係,她們好像還是當年蘭州女中的同學。
梁新副局長決定邀請許琪擔任鼓隊編導,有天晚上就帶著我去了當時省歌舞團梅加林團長的家裏,協調了請許琪出山訓練鼓隊的事情。梅團長當場就答應了。幾天後,我們與許琪老師一起討論研究製定了鼓隊表演方案的基本思路,並製定了基本功訓練的基本要求。很快就送許琪老師去了皋蘭縣。許老師就開始了緊張的排練工作。
六
那個階段,我和燕文隔三岔五地到縣文化局去協調落實各種事項,到鼓隊訓練場地去了解進展情況,當然也有個督戰的意思在裏麵。有一回在現場,見到這種蹦蹦跳跳的場麵就不免觸動了深藏心地的演員天性,露出了自我表現欲很強的“戲子”毛病,我背起大鼓就“試豁”了一把,習慣成自然地甩起大鼓就打了一個“飛腳”,走了個“掃堂腿”,於是,無意中就親自設計出了甩著大鼓打“飛腳”和走“掃堂腿”這兩個動作,許琪先生當然是內行,我舉著大鼓比劃了一下,她當時就明白了這是個高招。後來便進一步研究設計成了兩個新動作。我後來就將這兩個動作分別命名為“鷹擊長空”和“橫掃千軍”。我在劇團練武功十幾年,“飛腳”是我的一個長項,我在劇團時打“飛腳”,功夫深到能夠越過齊胸口高的桌子。在京劇《南天柱》的武打場麵中,我的出場動作就是“飛腳”過桌子。到局裏工作後,演員的習慣還保留著,差不多天天早晨都要鍛煉身體活動一番,功夫雖然不如在劇團工作的時候那樣精湛了,但當時隨便打個“飛腳”還是輕而易舉的,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這個招式。“掃堂腿”那就更不用說了,當時一口氣連續掃它三五十個,還是沒有任何問題的。燕文還給隊員們說了說“鷂子翻身”的“範兒”,使得這個表演動作看起來更加舒服,隊員打起來也不感到別扭了。後來有人把“鷹擊長空”打“飛腳”這個動作解釋為挖掘了傳統動作,這在邏輯上就不通。當時“鷂子翻身”主要是城關區雁灘鄉和“官園”街道辦事處的鼓隊會打,西岔的鼓隊剛剛開始學練,過去的太平鼓重量達到幾十斤,作出“鷂子翻身”都不容易,哪裏就會有什麼甩著大鼓打“飛腳”的“傳統“呢。打“飛腳”,多少得有點武術訓練和武功基礎,好在西岔這地方曆來有練拳術的傳統,說鏵尖村的公雞都會“鵮人”呢。村上有幾位“拳棒手”可以作出“飛腳”這個動作,當然比我的“飛腳”那就要差得很多了。但是,將“飛腳”與大鼓結合起來,卻出自我的即興構思。當然,大量的編排訓練工作是在許琪老師指導下展開的,當時我的工作重點主要放在組織協調和文字起草方麵,參與具體的藝術編排常常是興致所致,即興而作,我不敢掠人之美。
這樣,鼓隊的表演水平一天一天提高,終於完成了蘭州太平鼓發展史上的一次脫胎換骨的蛻變。
七
7月,亞組委反饋回來消息,讓蘭州派出代表去北京簽訂鼓隊進京表演協議書,同時協調演出事宜。當時,我和梁新副局長都忙得不可開交,恰巧,我又接受了帶著三位群眾文化活動的故事員去撫順參加《全國新故事比賽》活動的任務,梁新副局長就帶著燕文去了北京。他們到達之後聯係好了前期工作,我也從撫順趕到北京,等待簽字的時間,但是,蘭州這邊沒有負責人也不行,我和梁新副局長就先回來了,把燕文留在北京等待簽字。當時的考慮是,我們不能再等待下去,蘭州的工作等著我們回來處理,而燕文恰巧是北京人,熟悉情況,簽訂一個協議不是什麼需要決策的大事,他就留在北京亞組委辦理這件事情。我們回來後大約不到一星期,燕文就回來了,並且帶回了簽好的協議文本。
且看我的《工作日誌》當中有關此後太平鼓活動的記載:
七月卅一日
晚10:11,燕文乘43次列車到蘭。與熊師傅接站。燕文代表本局參加了7月24日亞組委會文展部召開的協調會,簽訂了蘭州太平鼓赴亞運會藝術節演出協議,已定9月22、23日,10月1日在地壇公園,9月27、28、29日在陶然亭公園,10月2日、5日在龍潭湖公園,10月3、4日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共演出11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