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雖然說文化市場這塊地盤我們說了算，這世界舍我其誰也，但是也有走麥城的時候。
有一回他們出去檢查書刊市場，我在辦公室處理日常事務。就聽見走廊裏腳步急促，小白推門而入，上氣不接下氣地向我彙報遇到了麻煩，說是他們在鐵路局市場與工商管理人員發生衝突，小杜掏出高壓電擊器，三拳兩腳將一個工商管理員放翻在地，管理員已經送往醫院，摩托車卻被人家給扣住了，現在他們正在工商所的院子裏與其他工商幹部僵持著。我立即騎上自行車趕到現場。首先到醫院看望被打的那位工商管理員，看到他臉色蒼白，臉上還有沒擦幹淨的血跡，就趕緊替人家交了醫藥費，其實也不過兩塊多錢，按比例是我當時工資的二十分之一，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五十多元，交了錢領了點藥品，就安慰他好好休息。然後趕往工商所的院子找到所長談判。那位所長倒也通情達理，沒有與我強詞奪理再繼續分辨什麼，隻是不讓我開走摩托車。說，明天他向他們的局長彙報後，等局長發了話再說。我也沒辦法，我又不能來真格的，雖說文化治安隊這幾個兄弟都有一身的武功，不怕打架，卻也不能再動武搶回那兩輛摩托，工商所的大門緊鎖，我們也不能砸了人家的鎖子撬了人家的門。便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再想辦法。這時候已經是夜裏十一點多了，我先打電話向自己的局長彙報了情況，然後打電話給工商局長反映情況。那時候，“掃黃打非”風頭正健，文化、公安、工商、廣電等幾家有管理權限的部門負責人經常在一起開會，研究集中整頓文化市場的方案。文化市場管理辦公室就設在文化局社會文化科，所以那些方案幾乎都由我來執筆起草並在聯席會議上宣讀講解，在這個圈子裏還有點份量。當年對“掃黃打非”的態度涉及到政治立場問題。對這種牽扯到兩家關係的糾紛，弄不好就會演變成如何對待“掃黃打非”工作的政治問題，工商局長也不敢馬虎，說，了解情況之後給我答複。
我在辦公室等得心急火燎。
夜裏12點多，他們終於開著摩托回來了，這事情就算了結了。
二十年後，我在一個朋友的婚禮場合遇到工商局一位領導幹部，正好坐在同一張桌子。在一起喝酒時，他就當作笑話說起這件事情。不過，在整個事件的描述中，占上風的是工商部門。卻不料當年的當事人就坐在他的上首。許多年過去了，我一時也認不出他是何人，聽到這個故事我也恍然大悟，便哈哈大笑，說，知道我是誰嗎，記得當年的嶽科長？
他回過神來一下子就醒悟了，急忙伸過手來向我表示親熱。
當年的所長和科長今天都今非昔比，各自都已升了官職，負責著某一個方麵的事情了，當年的誤會便成笑談。世界真的很小，山不轉水轉，說不定什麼時候，人們就會再次相見，所以，善待一切人吧，得饒人處且饒人，寬宏大量一定不會錯。
七
那幾年，文化治安隊在蘭州城裏叱吒風雲聲名遠播產生了很大影響，後來居然就弄得警察在休息時間去歌廳裏瀟灑一回也不得安穩，有的幹警一聽說文化治安隊來檢查了，當時就退避三舍起身走人，真是不願意發生誤會惹出麻煩。“劉濟剛是這些壞蛋們的後台”大老板，這是我帶著隊伍檢查舞廳時親耳聽到的竊竊私語，那誰還敢惹文化治安隊這些“壞蛋”們呀。一樣都穿著警察的橄欖綠，我這幫弟兄，穿得是威風凜凜趾高氣揚，不知深淺。而真警察卻怕那身老虎皮給自己惹麻煩。文化治安隊進舞廳檢查秩序，他們出麵幫忙吧，不合適；不出麵吧，也很尷尬，不如三十六計走為上。
不久，公安部為了維護警察形象，解決當時滿街都是橄欖綠卻與公安八杆子打不著的狀況，消除群眾老百姓誤將“二警察”“三警察”胡作非為當成正規警察造成的不良影響，就設計了警號標牌和臂章，真警察都有這兩個標誌，那假警察就不好再模仿了。想不到我這幫弟兄神通廣大，居然都有辦法不知從何處弄一個警察臂章濫竽充數，但警號就不大好弄了，那編著阿拉伯數字的警號標牌，每個警察隻有一個，送了人自己就沒得戴了。可是這不帶警號的文化治安隊居然比那佩帶著警號的公安還要牛逼三分。在文化市場管理方麵，當年的文化治安隊，確實有特權。
八
我的這幫弟兄們過足了穿著警服飆車的癮這還不夠，居然要化妝偵察打入“敵人”內部，過一把破案子的癮。
1989年，“掃黃打非”的鬥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文化治安隊連續搞了一係列大案要案，就在文化部和中央“掃黃辦”掛上了號。春夏之交的時候，就要我們總結經驗寫出經驗交流材料報文化部。我很快就搞好了這件事情，四月份就將文字材料報給了文化部。五月中旬，我和梁新副局長去西安參加西安戲劇藝術節，就接到文化部通知，決定讓我親自去部裏彙報並去北京修改材料，以便參加全國性文化市場管理和“掃黃打非”工作經驗交流會議。在西安，飛機票都買好了，準備5月23日飛北京。但是，急轉直下的政治形勢和越來越亂的社會秩序令人堪憂。梁新副局長到底老道，說這麼亂，就別去了，退了機票回蘭州吧。我當時還有些想不通。後來才感激萬分。在那個節骨眼上進京，後果不堪設想。這個話題依然很敏感，就不多說了。回到蘭州，卻辦了一件大事。
文化治安隊的出色表現，得到各級領導部門的稱讚和肯定，輿論界也來湊熱鬧。省公安廳和甘肅電視台就策劃要給我們拍一部電視專題片，反映蘭州“掃黃打非”的工作成果。
公安廳一位宣傳幹部和電視台政法記者王哥開著一輛北京吉普帶著一架攝像機就找到了我，草草研究了拍攝的大體思路之後，就一天到晚跟著我們取鏡頭。
我到底是幹過演員的，上夜大學的時候幻想當劇團的編劇，也曾經折騰過電視劇本的寫作，雖然沒寫成幾個完整的劇本，但是多少懂了點行，就在筆記本上搞了個提綱，按照提綱安排文化治安隊每天的行動。
這就拍攝了一個多星期。該攝入鏡頭的事情都拍攝了。
可是看過素材片子後我一想，這裏麵沒有繳獲淫穢錄像帶的情節，專題片的故事不好看不說，還缺少一個應該反映的角度和內容。我就叫來小雪研究這個問題。他從文化治安隊籌備的時候起就是隊裏的領頭人，因為治安隊的建製和編製沒有正式批下來，他就是具體負責人，我作為科長，就是他的上級領導，他直接聽我指揮，對外，我以文化治安隊上級領導的身份全麵負責，小雪以隊長身份開展工作，正常情況下出去檢查市場都是他具體負責，重要事項都是我親自帶隊。
我就給小雪布置了搞幾盤淫穢錄像帶的任務。
小雪不愧是大法官的兒子，從小就在公安政法大院裏生活，見多識廣，法院公安局的不少法官偵察員都是他的莫逆之交，近朱者赤的他確實有辦法。說派個人裝扮成購買錄像帶的顧客，找一家出租錄像帶的鋪子，等雙方交貨時抓他個現行，搞它個人贓俱獲，電視台記者隨行同時搶鏡頭，有一架攝像機對著貨主，對犯罪分子也是個震懾。我考慮了一下覺得可行，就讓他去安排。
可是，打入“犯罪團夥”內部的這個偵察員不好安排，文化治安隊就那麼十幾個人，兩年多了整天與市場經營者打交道，經營者差不多都知道了誰是文化治安隊的隊員，派誰去都是熟麵孔不免露餡兒。考慮再三，也定不下人選來。恰巧，剛剛從西固文化館借調來的小舒聽到計劃後，主動請纓要承擔這個艱巨的任務。小舒是通過梁局長的關係進來的，在來治安隊上班之前曾經找梁新副局長提出到社文科來幫忙的請求。局長征求我的意見時居然也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期期艾艾弄得我都有點莫名其妙。小舒眼神不大好，戴著一副高度近視的眼鏡，想必梁局長對小舒不夠條件到治安隊來工作也是清楚的。我當時對他的視力有點不滿意，差點拒絕了梁新局長。但轉念一想覺得既然局長都發了話，我當然就不能不懂規矩沒有眼色，也就順水推舟同意了。反正是臨時借調的，以後怎麼辦再說吧。小舒家住在城關區，每天到幾十公裏外的西固區去上班，確實過於辛苦，能夠有個借口不去西固，當然求之不得。那個階段我抽調縣區文化館的幹部來社文科臨時幫助做一些階段性的工作是常事兒，我打電話給西固文化館館長說了一聲，小舒就成了治安隊的人。他在治安隊期間工作表現很好，分配什麼任務都積極主動去完成。這一回，他主動請纓，那副黑框眼鏡簡直就是天生的化妝，文質彬彬期期艾艾的太像一個急於看淫穢帶子的小資知識分子了。
這真是天助我也。
我和小雪一起給小舒布置了任務，小舒一聽就明白了。
小雪對錄像帶出租店很熟悉，就選擇了位於火車東站附近一個叫做天平街的小街巷裏的一家鋪子，讓小舒去釣魚。判斷這家鋪子一定在倒騰淫穢帶子，其實那時候，音像出租的鋪子幾乎家家都在倒騰這能掙錢的玩藝兒，估計這家十拿九穩一定有問題。
小舒這就前去偵察。小舒也是膽大，一個人坐上公共汽車就去了。很快就返回來彙報，說有了線索，已經說好買二十盤，每盤三十塊錢。現金交易，下午就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事情能辦了，可這600元現金上哪裏去找呢。現在說起來，600元錢確實算不了一個大數目，但是那時候每人不過掙六七十元錢，要一下子掏出600元來，不是個很簡單的事情。於是，小雪說，大家湊，於是大家就都掏腰包，你三十他五十地湊夠了“贓款”。
我是這次行動的總指揮，小雪是行動現場指揮。我講了行動總的要求，小雪分配了各自的具體任務。我一聲令下，出發，行動開始。
我和小雪乘電視台王記者和公安廳宣傳幹事開來的那輛吉普車，頭前開路，駛入那家鋪子斜對麵的一個單位的院子，正好可以透過車窗看見那家鋪子的門窗。吉普車開進那個院子時，看院子的一位老漢過來想說什麼，此時我已經進入角色，體驗到了警察辦案的那種感覺，我神色穩重，用不容置疑的語氣說，執行任務，別問了。從車窗裏看見我穿著一身橄欖綠警服，老人家就很知趣地閃開了。
小舒騎自行車獨身一人前往音像店，兩輛摩托拉著其他人隱蔽在遠處，通過手持報話機傳遞指令和信息。——你們還有報話機？——有讀者就會在此處起疑心，這不成了偵探小說了。在1989年，公安局也剛剛才配備了報話機，你們居然也有報話機？是的，我們有6台。
文化治安隊在那一階段的工作方式，全都是模仿公安局刑警隊和治安科的做法。這得益於小雪對公安工作和警察生活的熟悉，在具體操作上，小雪真是有一套的。為了保障指揮工作聯絡方麵的要求，小雪通過公安局的關係，再次以文化治安隊名義申請了無線電管製頻率，從公安局采購單上劃撥給文化治安隊6台手持報話機和一部電台總台收發報機，上房揭瓦地將天線安裝到了文化局那座三層小樓的樓頂，將總台機器設備安放在小雪辦公室，儼然一個作戰指揮部。總台的呼號是零號，我的報話機編號是1號，小雪是2號，其他的依次類推。當然，采購報話機和摩托車警服以及電警棍和手槍型的高壓電擊器這些警用裝備，文化局是付了錢的。公安局是有原則的，這些警用警械設備可以作價調撥給我們，但是，手銬和武器卻從來也沒有給過我們。手槍一類的火器我們當然弄不到，但是手銬卻有好幾副。小杜，小韓，老鬆，小黃的腰裏都明晃晃地插著一副手銬，像個便衣警察似的讓老百姓摸不著頭腦。不知道他們怎麼搞來的。其實對小雪來說，從公安局弄出幾副手銬玩玩確實小菜一碟。
我們乘車先到達現場，不一會兒，小舒騎著自行車到達鋪子，斜眼瞅見吉普車已經停在那裏，心中踏實了許多，戰友就在身邊，不會有問題的。他這就提個破舊的人造革黑色手提包進了音像出租店。小雪通過報話機聯絡摩托車上的人，都已經到位。這就等待行動的最佳時機。
此時我就和記者王哥坐在吉普車後座上抽著香煙等候著，小雪坐在前麵副駕駛的座位上密切地注視著鋪子的動靜。那一刻真的很緊張。畢竟，我們不是警察，而隻是文化局的行政幹部而已，而我的這支隊伍的真實的法律身份和社會角色不過是一幫轉行的演員。雖然穿著一身橄欖綠警服，我還有個自己製作的扣著文化局鋼印的文化治安隊科長的證件，套了一個墨綠色的公安局工作證塑料封皮，預備著遇到事情可以抵擋一二三，雖然那個證件封皮上有一個警徽，但是，的確是個“大一鑽”。
那一陣子我雖然有點忐忑不安，但是，真還有一位警察坐在這裏，但他是個宣傳幹部，實際上也不允許他行使刑警職權，所以他也就是跟著拍片子，其他事情順其自然並不插手，可有他這個真警察在現場，不免就給我壯了膽。
這就看見小舒撩開出租店的門簾子走了出來，向我們這邊一仰頭。
小雪一看小舒得手了，衝著報話機就喊“抓，抓，抓！”卻不是偵察員的規範用語，想必那一刻他也有些緊張。
小雪一個蹦子就躥了出去，王記者扛著攝像機也就躥下了車，我隨後也急忙下了車，向鋪子奔去。
隱蔽在遠處的兩輛摩托打開警笛就衝了過來，街上行人紛紛駐足觀望，議論紛紛。一看就知道是公安局警察阿瑟兒在辦案子，倒也沒有人敢湊熱鬧上前圍觀。
幾個隊員衝進鋪子，小杜掏出手銬就將老板給銬在椅子背上。小雪問老板，錢呢。老板指指抽屜。拉開抽屜一看，裏麵放著那幾百塊錢。小雪將那幾百塊錢收好。說，搜。小杜，小韓拉把椅子就上了頂棚，一米八的大個子真是身大力不虧，捷足先登，結果真的搜出20盤錄像帶來。大功告成。
王記者扛著攝像機輕輕鬆鬆地就錄下了這一幕。
在這次行動中，我在現場一直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觀察四周，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地把握著大局，並沒有親自動手幹點什麼。
看著差不多了，我問小雪，可以了嗎？
小雪說，行了。我說，撤。小雪說，人我帶回去審問，嶽科長你和王記者找個地方看看錄像帶上有沒有東西。
這我可真是沒有想到，萬一錄像帶上什麼也沒有，不就砸了鍋嗎。這個小雪，法官的兒子可真是沒有白當，瞧這證據意識。王記者大概也從來沒有見識過這東西，就對宣傳幹事說，去公安廳，你那裏有錄相機，我知道。
於是，小雪親自駕駛他常常開的那輛車押著店老板發動了摩托，兩輛摩托一前一後鳴著警笛閃著警燈就開走了。
我和王記者帶著那四十盤錄像帶去了省公安廳。王記者在省電視台跑政法口，很熟悉這裏的人，這就到了政策研究室，宣傳幹事向上級彙報之後，打開錄相機就回避了。我和王記者將那些帶子快速地過了一遍，果然是淫穢的東西。這就又返回文化局。小雪他們已經將老板審問清楚了，並且正兒八經地做好了審訊筆錄，用的居然是公安局專用的審訊犯人的筆錄紙。那老板已經簽字畫押捺了指印，鐵案如山，不怕他翻供抵賴找事情了。此時，已經是深夜兩三點了。沒地方看押這個老板，就打開會議室門，把他的一隻手銬在暖氣管子上讓他在長沙發上休息。夜深了，我也沒辦法再回家去，就讓其他人都走了。小雪讓我在辦公室休息，說他來看著這個老板。我不放心，就陪著小雪一起值班，也在會議室長沙發上和衣躺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