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說“對以後好”這句高僧偈語的人，應該是郭勤局長還是陳德副局長？或者是我後來的頂頭上司梁新副局長？還是我跑到人大常委會去找田局長谘詢的時候他說的話？反正有人說過這句話。田常委當時還說，實在不行，就到“人大”來吧。所以，我寫給田局長的那一段充滿了感激之情的話，同時也可以送給郭勤局長、陳德副局長和梁新副局長，他們都是我難忘的上司。
三
1988年5月，第二次去南方考察返回後不久，局黨組就正式通知任命我擔任社文科科長，調整到社文科主持工作。
社會文化科是個大科，管的事情之多，工作範圍的局麵之廣，那真是太空警察管得夠寬了。工作職責總的來說有四個方麵：
一、分管“三館”工作，即圖書館，博物館和群眾藝術館。二、負責聯係縣區和基層社會文化工作。三、負責電影公司工作。四、負責剛剛興起的文化市場管理，重點工作是“掃黃打非”收繳非法出版物，整頓舞廳經營秩序。
當時，文化局機關設六個科室：辦公室，政治處，藝術科，劇目創作研究室，社會文化科和電影管理科。社文科同時還掛著文化市場管理辦公室和文物事業管理處兩塊牌子。局黨組決定我當科長時，也同時決定將電影科改建為演出公司，電影科的職能則合並到社文科。社文科這四項職能，幾乎包括了文化局工作職能的一大半。你看，辦公室負責政務事務財務後勤，藝術科管理劇團，劇目室研究劇本，政治處負責勞資人事。剩下的事情，全歸了我管。當然，我上頭還有分管副局長，就是頂頭上司梁新副局長。
如果說在局辦公室我的事情大多是起草文件，安排會議，伺候局長，做好協調工作就可以了的話。那麼，到了社文科，就是我運籌帷幄，躍馬揚鞭，上竄下跳，馳騁疆場，出盡風頭的一片天地了。
四項職能的細則和我當年做的工作不可能一件一件細說，提綱挈領也就差強人意了：
圖書館工作。國家早就建立了一套規範的管理製度和辦法。照本宣科按製度辦事日常工作運行很正常，事情就不太多。抽時間去看看書庫，查查賬本，聽聽彙報，翻翻材料，統計一下讀者借閱率，審批幾百本下架報廢的圖書目錄，然後檢查檢查防火防盜防潮設施也就過得去了。
博物館工作。當時正在修建“八辦”紀念館，那就差不多天天都得去工地視察一番，督戰一回。騎著自行車路過大門口也要進去看看。等修好了，將當年在“八辦”工作過的革命前輩伍修權和王定國老人從北京接來，舉行了開館儀式也就沒什麼事情了。另外就是不斷地催促博物館建立和完善文物藏品帳冊。這個工作做了好幾年，到我離開時終於算是搞完了。總帳和分類帳一式兩份送社文科保存一份，博物館保存一份。
抓群藝館工作就是搞活動，比如從館裏借調出幾個人來，到社文科幫助組織“黃河之夏音樂會”，協調一下春節“社火進城”之類的活動。對我來說，把握這種活計並不困難，在劇團工作十幾年早已經掌握了組織演出活動的各種規律，摸透了全部演職人員都有著不可遏製的自我表現欲望的底牌，煽風點火因勢利導恩威並施表揚與批評相結合，弄得參加活動的表演隊和帶隊的基層文化幹部都爭先恐後，躍躍欲試，生怕自己的隊伍被“刷掉”，或者拿不到一等獎，那回去可就沒法子向自己的書記和區長縣長交代。後來，組織這種活動幾乎就成了小菜一碟。深思熟慮之後趴在桌子上寫好活動方案，調兵遣將布置了各自的任務，親自把握幾個關鍵環節，在容易發生問題的關鍵點上自己出麵協調指導，高屋建瓴，運籌幃幄，指揮若定，真是一派大將風度。當年蕭何治理國家采用的辦法和招數，也不過是在沒有發跡之前替人家張羅著辦喪事的那幾刷子。韓信用兵多多益善，我是真不怕抽調來的人多，卻往往覺得人手不夠。鬧一場社火隨隨便便就有幾十個人在我的指揮協調下忙來忙去，這還不能算上公安警衛交通大隊特勤中隊那個公安係統。當然總指揮永遠是市上領導掛帥，副總指揮永遠是局裏領導擔當，可要是離了我這個“參謀長”的角色充當他們的馬前張保馬後王橫，總指揮他們絕對一籌莫展，不免抓瞎。當然我說的隻是這個“角色”，而不是“我”。我走之後人家不是照樣搞得很好。我隻是想說從1986年起到2001年一共16年，每年的春節期間我都在為社火進城而忙活，就是後來到宣傳部工作，每年的社火進城活動方案也沒有離開我的那支筆。市政府有位領導同誌就說我是“事隨人走”，“小嶽走到哪裏都在鬧社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