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際吳中多老師宿儒，若俞石澗琰、陳清全深、俞邦亮元燮、湯思言彌昌、王子英元傑，皆精究群經，鹹有撰著。石澗之《大易會通》至一百三十卷，又為《集說》十卷，而他如《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卦爻象占分類》不與焉。清全於《易》、於《詩》、於《春秋》，皆有編。自宋社既屋，即謝去舉業，沉潛問學，淹貫遺經，閉門教授。鄭元祐稱其“年登耄耆，生識先輩，著書立言，鹹造底蘊”，良有然矣。《讀〈春秋〉編》十二卷，原本左、胡，采摭諸說，深有益於學者。偶獲元槧本，為加校勘而屬之梓。先生字子微，世為吳人。元天曆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匿不肯出。別號寧極，所著詩文名《寧極齋稿》。子直，字叔方，有孝行，能繼父業，以慎獨名其齋，蓋父子皆吳隱君子也。
張翠屏《〈春秋〉春王正月考》序
《春秋》，紀事之書也。紀事者必有歲時月日，此經所以有春王正月之筆也。春者周之春，正月者周之子月，此魯史冊書之舊也。曰春王正月者，吾夫子之特筆也。後世不知冊書之義，於是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而夫子從周之誌荒矣。翠屏張誌道先生始采摭群書以考訂之，本之以《語》、《孟》之言，而歸宿於紫陽晚年之定論。別引《三傳》與他經及史傳以證之，其說之龐者則為辯疑以折其誤，凡為書二卷。嗟乎！《六經》之旨未易窺也。學者治經必先明其大者，則其餘可得而通矣。《易》乾之四德、《詩〈二南〉》之關雎、《書》之二典、《春秋》之春王正月，皆經旨之大者，於此無定論焉，則微言精意將有不能究者矣。先生是書剖析精當，於開章之大義井如，學者誠有得於此，則於全經之旨，不有如振裘而挈領者哉。先生舉元泰定丁卯進士，累官翰林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冊封安南國王，是書安南寓舍所著，書成而卒。宣德中先生嗣孫隆始取手澤而梓之。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序
《春秋》之義明，而《傳》之真偽自辯。《春秋》何義乎？尊周明法，黜霸崇王，彰善代惡而已。王者之治天下，先之以教化，繼之以法令，申之以賞罰，三者行則王政舉，人心正，而《春秋》可以不作。周之東也，教化既衰，法令賞罰不行於天下，於是諸侯並吞，仁義道息，不有聖人出而正之，則乾坤不幾息乎？故曰：“跡息《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春秋》之義也。
夫舉其綱而未及其目，斷其義而未詳其案，《三傳》之作可少哉！乃有《傳》而事之湮沒者雖少，義之隱晦者滋多，蓋以傳聞異辭，各以意見為言，而理有未合。漢儒又各執一家之說，以相傳習，遂使後世因《傳》以誤《經》，覺《經》之立法多不明，賞罰多不當，而尊王立教之本義亦遂失矣。程子曰：“讀《春秋》者當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朱子曰：
“孔子非有意以一字為褒貶，但直書其事而善惡了然。”元？新安俞氏著《〈春秋〉集傳釋義》，一以程、朱為斷，參以啖、趙諸家，而折衷以己意，於是經義明，而《傳》之真偽是非，判如黑白。
噫！漢、唐諸儒但知釋《傳》，不知明《經》。胡氏雖明經義而時事激發，又多附會。較之程、朱無事穿鑿而自得聖人之意者，大有徑庭。俞氏之書出，可以救胡氏之偏而發程、朱所未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治亂興衰之故，仁義詐力之異，賢不肖之用舍，行政出令之得失，足為人鑒戒者，何可勝數？特經義不明，而學術之害有不可勝言者。夫以聖人垂訓之經，反致有貽誤後學之弊，此俞氏之書所以不可不亟為表彰於天下也。
河南聶氏《三禮圖》序
《九經》，《禮》居其三。其文繁，其器博，其製度今古殊。學者求其辭不得，必為圖以象之，而其義始顯，即書以求之，不若索象於圖之易也。《禮》之有圖自鄭康成始，而漢？侍中阮諶受《禮》於綦母君，取其說為圖，又有梁正、夏侯伏朗、張鎰三家，而今皆無傳矣。周世宗厘正典禮，洛陽聶崇義以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凡山陵禘祫、郊廟器玉之製度，悉從其討論。乃考正《三禮》舊圖，繢素而申釋之，篇敘其凡，參以古今沿革之說。至宋建隆三年表上於朝，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重加參議，拙所駁正，崇義複引經釋之。當書成時，太祖嘉其刊正疑訛，既被紫綬、犀帶、白金、繒帛之賜，頒其書學宮，又以其圖繪國子監宣聖殿後北軒之壁。逮至道初，舊壁頹落，命易以版，改作於論堂之上。鹹平中天子幸學，親覽觀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