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莊子帶著弟子出山雲遊，留宿在故友家中。
主人見莊子前來，忙讓兒子殺雁待客。兒子問道：“一雁會鳴叫，一雁不能鳴叫，殺哪隻？”主人道：“當然殺不能鳴叫的。”離開朋友家，弟子忍不住問莊子道：“先生昨天見山中之木，說它因不能作為棟梁之材而得終老，為什麼主人家的大雁卻因為不材而被殺了呢？”
莊子笑道：“那我莊子就做那個處於材與不材之間的人吧。”說著沉吟道，“即使是材與不材之間，隻怕也要受累啊！”弟子急忙追問：“那又該怎處世呢？有材不行，無材也不行，材與不材也不行，究竟如何是好？”
想了片刻，莊子仰頭道：“如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
無譽無毀，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不肯專為。一下一上，以和為量，浮遊於萬物之初，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還有什麼可累的呢？至於物之性、人倫之情則不然：成則毀，銳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厚，不肖則欺。怎能免累呢？弟子記住，唯道德之鄉才逍遙啊！”
在莊子看來，拖累人生的不僅僅是名譽，還有人倫的情感。這就無怪乎莊子之妻離世時，他卻能坐在那裏鼓盆而歌。惠子見此，便問道：“夫人與你夫妻一場，為你操持家務，養育子女。如今她走了，你不哭也就罷了，居然還鼓盆而歌，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嗎？”
莊子說：“她死了，我怎麼不悲傷？但我仔細想想，凡夫俗子，不明生死之理，不通天地之道，有什麼資格悲傷啊。”惠子質問道：“生死之理又如何？”莊子道：
“人之生死變化，猶如春夏秋冬四時交替。我的妻子雖然死了，但仍然屬於天地，我為其悲傷，豈不是太不了解大自然的安排了？”
惠子搖頭歎氣：“理雖如此，情何以堪？”莊子笑了：“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死生都是一氣所化，尋常人不了解此理，這才會有悲有喜。我既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以理化情，又有什麼不堪忍受的呢？”
數年後，莊子也迎來了他人生的最後時刻。弟子侍立床前，哭泣道：“大自然要把先生您變成什麼呢？將送您到何處去呢？您會變成鼠肝嗎？還是蟲臂？”莊子輕聲安慰道：“大自然如同我的父母，它命令我到哪裏去我就會去哪裏。大自然賜予我生命，讓我有了肉體形態，讓我活了這麼久，讓我老時有福可享，如今我要死了，它一定會善待我的。你，該為我高興才是啊！”
生不足喜，死不足悲，不知道蕭統會不會用這八個字來形容自己的一生。他出生時人人歡喜，千軍沸騰；他離去時，萬民悲號，滿朝哀泣。可無論是出生時，還是離去後，蕭統對這一切都毫無所知。然而，作為一個視情感高於一切的人，蕭統至少在他活著的時候是參不透這八個字的。又或者，他對自己的生死已經不執著了，卻放不下身邊人的生死。
對於蕭統的一生，我也是悲喜交集。每每思及他堅忍中的無奈，我便忍不住哀歎，於是感慨他那夭殤的確是一種解脫。在我眼中，蕭統生時當悲，死時當喜，這是否正說明了，即使我站在今人角度，十分理性地去評析著古人的詩，我依然沒有能力從他們深厚的感情中跳脫出來。
好吧，就讓我也自詡為一個多情而重情的人吧！
當我還在校園裏讀書時，最不喜歡的，就是南朝的詩歌。我嫌他們豔，嫌他們作，嫌他們沒有令人蕩氣回腸的氣魄。然而那時的我是多麼的可笑，因為我完全忘了自己的骨子裏流淌的血液，早被南朝的煙雲浸染了！
我生平第一次嚐試撰寫的故事，就是昭明太子蕭統與采蓮女慧如的愛情。後來，我將此情擴充成了《南蘭陵》三部曲，那時的筆力當然是稚嫩且想當然。但是，這種想當然非但沒有讓我覺得麵上做燒，反而刺激了我的情思，從那時起，我發現自己已經被南朝，被南梁，被蕭家的父子四人給迷住了。
這本書，構思很早，卻幾經擱置。我首先要承認的是，南朝的詩歌的確不能和唐詩、宋詞相比，無論是藝術形式還是內蘊情深，南朝的詩都是後世詩詞的鋪墊。
所以，我試圖解讀這些詩時，常常覺得才思盡矣。有的時候，我害怕自己對那個時代了解得不多，害怕我對四位蕭郎理解得太膚淺，以致於誤解了四位蕭郎所主導的整個南梁時代——不論是曆史的還是文學的。
但是，文章既然要寫，不僅僅是情之所至，更是我放不下對那一切的想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