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蕭統而言，他不會主動放下肩上的擔子。相反，隻要他還活著，隻要他還是太子，他就一定會義不容辭地去做一切他應該做的事情，哪怕要他收斂了內心對自由的渴望，對真情的釋放，他也心甘情願。隻是蕭統希望，在偶爾的時候，他能撇去這些浮華之物，在山水清音中，清淨內心，做一做純粹的、自然的蕭統。
或許從最初時刻起，蕭統就知道，唯一能解脫他的，就是一個“死”字了。就像蟬一樣，想要停止振翅而鳴，隻有在秋風乍起時，從樹梢上隕落墜地。
沉坐思故人
這是一首哀悼的詩，但卻不知哀悼的是誰。
我們如今將箏稱作古箏，因為這一樂器已有兩千多年的曆史。《集韻》裏說，秦國人小氣俗惡，家中隻有一架瑟，父子相爭，最後各得一半，這才有了箏。從箏的形式而言，的確有可能是從瑟改進而成的，但之所以取名為箏，則是因為這種樂器“施弦高，箏箏然”。
傾心於山水自然的昭明太子蕭統想必對鼓樂之喧鬧很不以為然，但若是一琴一瑟的清音，應當會所有偏愛。即使如此，蕭統也不是時常聽人彈箏的。這一架箏已經放置很久很久了，大概是彈奏它的人離世多年，因此再無人去碰它。
今日，蕭統乍然見到了這架箏，便想起故人的音容笑貌，甚為思念。他喚來樂工，想再聽一聽這架箏的聲音。箏上滿是灰塵，箏柱已經很難移動，而常年的風吹也讓箏弦變得脆弱。好容易調好了箏，樂工撥弄出熟悉的《三洲曲》的古音，隻是九泉之下的故人再也見不到了。
音樂是一種奇特的語言，它可以超越國界，超越文化，音樂的曲調可以不同，但音樂的感情卻能互通。賞樂的人不是在聽一種聲音，而是在聽一種心情。這種心情，可以是歡樂的，可以是悲傷的，可以是輕鬆的，可以是沉鬱的……因為音樂的奇妙，使得演奏出音樂的樂器，撥弄樂器的人，都變得很奇妙了。古人喜談知音，《禮記·樂記》裏說：“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音樂本是禮儀的象征，是精神的溝通，故而心靈相吸者都稱為知音。
中國人最喜聞樂道的知音莫過於“高山流水，伯牙子期”之論了。《列子·湯問》中這樣記載道：“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琴。伯牙鼓琴，誌在登高山。鍾子期曰：
‘善哉！峨峨兮若泰山！’誌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
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
我時常有一種感覺，伯牙子期因琴音而萌發的惺惺相惜的情感，勝過於山盟海誓的愛情，而這種情感，絕不是現代人那種調笑似的“搞基”、“有愛”。這種感情，容不得邪念，隻是一片真情，連過多的遐想都不會有。
於高山流水中結成知音的俞伯牙和鍾子期依依惜別，相約來年再會。一年後，俞伯牙如約來到當初相遇的漢陽江口，從日出等到日落，卻還是沒有見到那個擔柴而來的鍾子期。俞伯牙撥動琴弦，高山流水之聲悠揚響起，但這琴音依舊沒有喚來知音人。
這時，路旁走過一個老人，俞伯牙上前作揖道：“老人家，你可知道在這裏打柴的鍾子期啊？”老人搖頭歎道：“可惜啦，鍾子期已經病死啦！”一時間，俞伯牙癡愣在那裏。尋覓至鍾子期墳前，俞伯牙淒楚地彈起《高山流水》，曲罷之時，他挑斷了琴弦，長歎一聲，將心愛的瑤琴在青石上摔了個粉碎。
知音不在，這琴還彈給誰聽呢？從古至今，知音是最難找尋的，千兩黃金萬兩銀，都不如一個了解、理解自己的人重要。難怪南梁文人劉勰在其著作《文心雕龍》中有一篇專門論述知音的文章：“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
唐詩人李端的《聽箏》詩名氣極大，因為他那句“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弦”的句子實在是翻得精妙。
“周郎顧曲”早是賞月佳話，這個典故來自《三國誌·周瑜傳》。東吳大都督周瑜自幼精通音樂，每每君臣宴飲時，周瑜總能聽出樂工的錯誤之處，便不由自主地回首相看，因此有了“曲有誤，周郎顧”的歌謠。
彈錯了曲子就會引起大都督的注意，這叫堂上樂工們都心中忐忑。他們隻有勤加苦練，令自己技藝高超，這樣才不至於被周瑜聽出差錯，當堂出醜。北朝的庾信曾有詩“懸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形容的就是那些琴技高超的樂工的心態，隻要一心一意地彈好琴曲，就不必怕“周郎”回首了。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周郎顧曲”都用作對音樂欣賞能力極高的讚美，這樣的理解直到被李端的詩意推翻。詩中女子為了引起周郎的注意，竟然故意彈錯琴音，這內中微妙奇特的心思，就由不得人莞爾一笑了。
唐初僧人慧淨與王績曾相互和詩談論“周郎顧曲”，因此有了“不應令曲誤，持此試周郎”的詩句。那些撫琴之人終於化被動為主動，不再擔心自身琴藝不高，而是以誤拂弦來考驗周郎，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精通音律。
在後世文人的作品裏，“周郎顧曲”同時還漸漸引申出另一種意思，唐張祜的《觱篥》詩這樣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