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真正優秀的作品往往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雅俗共賞。如一些史實述評性的文章麵世後，許多老幹部往往首先拍手叫好；編者以通俗作品推出的文字，反而也受到了許多專業工作者的好評。粟裕係列連載了20期，時跨兩年，引起了各層讀者的關注。中央黨史出版社幾次與我們聯係，欲將此選題列入出版計劃。粟裕將軍的秘書也曾來電話，查詢漏閱內容。
以讀者需求調色，並不等於無原則地迎合讀者、取媚於讀者。當我們徜徉街頭時，隨時可以發現一些題目充滿煽情性、內容多有失實或純屬胡編濫造的所謂黨史宣傳品，不由心情十分沉重。對此，除了寄希望於有關部門發揮行政職能加強文化市場管理外，我們更意識到正麵宣傳、主渠道輿論的重要性。黨史宣傳期刊是宣傳黨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陣地，也存在輿論導向的問題。編者科學地分析讀者層，適時調整辦刊思路及刊物內容，終極目的是希望廣大讀者“一刊在手，有所收獲”，因此，必須下工夫研究如何能在有限的篇幅內給讀者提供盡可能多的健康向上的精神產品。《黨史文彙》把這種辦刊追求概括為八個字“可信、可讀、可鑒、可存”，並在實踐中長期堅持，努力探索，不斷深化。可信、可鑒、可存，就是指內容要有思想科學性、現實借鑒性和史料收存性，對今人和後人有啟發教育意義；可讀，就是指表現形式要有文采，生動活潑，通俗易懂。1992年至1993年，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到來之際，《黨史文彙》開辟“曆史轉折一瞥”專欄，以《曆史轉折關頭的毛澤東》為係列總題，連載20多篇紀實作品，引導讀者通過重大曆史事件，正確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為迎接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黨史文彙》從1996年下半年起開辟“香港問題紀事”專欄，刊載《反占領反侵略的最初抗爭》《和平統一祖國的偉大構想》等文章，引導讀者對香港問題的由來、香港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愛國行動以及“一國兩製”偉大構想的醞釀形成等曆史有一個比較全麵的了解。
馬克思說：“凡是報刊年輕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年輕。”這句話充分強調了報刊宣傳的作用。反過來是否也可以說，沒有廣大讀者和人民群眾精神需求的高漲，報刊就會停頓不前，失去活力。起碼，《黨史文彙》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
以宣傳紀律為矩——宣傳藝術之三
矩者，規則也。“不立規矩，無以成方圓”。辦黨史宣傳期刊，必須時時心中有“矩”，方能穩操勝券。事實上，《黨史文彙》從創刊初就遇到了一係列難題。過去黨史資料可以搜集但不公開，黨史研究可以進行但不麵向社會，現在辦起“新風撲麵”的黨史宣傳性期刊，固然在國內期刊界開了先河，但具體操作仍有困難。第一，作者來稿中的黨史資料是否都可以公開？第二，活潑可讀應該把握什麼分寸？第三，為現實提供借鑒，效果怎麼才會更好？這些問題在以後的辦刊實踐中都逐步清晰明確了，但也為此所付出了一些代價。
創刊初期，編輯部曾下工夫組來一篇長稿，題目是《周恩來為什麼遲遲不進手術室》，內容非常吸引人，決定分幾期連載。誰知首篇剛剛推出沒幾天，中央有關部門就給省委領導打來電話，說這篇文章涉及到一些不該公開的史料，這些史料隻能存檔備查，不能公開見刊。由於早先中央有關規定的文件隻下發至省軍級，省委黨史研究室無法看到，所以上麵未予追究刊物責任。這件事使編輯人員猛省：真實準確的史料也不一定都能公開見刊，必須遵守各項保密紀律及有關規定，否則後果嚴重。
此後不久，作者師東兵送來一份長稿《彭真在“文革”初期》，文章文采斐然，可讀性很強。文章標題有廖沫沙題寫手跡，而且據作者講，稿子已請彭真同誌審過。編輯部輕信了作者的話，將此文作為重點稿件突出處理。誰知剛發表第一部分，就接到有關方麵通知：此稿失實處甚多，立即停發，而且，彭真辦公室說他們根本沒有審過此稿。又是一個教訓：應該嚴格遵守宣傳紀律，按程序送審，切不可輕信作者單方麵的證言。
1996年第4期，《黨史文彙》發表一篇自然來稿《1950-1965年國共兩黨的五次秘密接觸》，文中所引材料皆出自公開出版的書、刊。編輯部認為這已是一段有據可查而且公之於眾的曆史，中心思想是表明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進行過種種努力，不會有問題。誰知，出刊不久，接到上級部門“黃牌”警告，原因有二，一是本文違反了有關保密的規定；二是發表的時機不對，“鑒於台灣島內政治局勢和兩岸關係的狀況，不宜公開發表這類國共兩黨秘密接觸的文章”。此事使全體編輯又明白了一點，即使史料全部引自公開出版物，如果發表時機把握不好，也不能產生最佳社會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