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發言和自由討論之後，參會人員在郭鳳蓮同誌引介下，參觀了大寨的羊毛衫廠、襯衫廠、水泥廠。人們邊走邊看邊議，臉上流露出滿意的笑容。隨著人流，我們再次登上虎頭山。郭鳳蓮同誌介紹說，老書記陳永貴1986年逝世後“回到”了大寨，大寨人永遠懷念他帶領村民改天換地的創業雄風，為他修造了一座漢白玉紀念碑。從山腳下通往陳永貴墓前，有兩組石階，第一組38級，象征著陳永貴有38年黨齡，第二組72級，表示陳永貴享年72歲。拾級而上時，耳畔鬆濤陣陣，人們紛紛選取角度，攝影留念。這時，宋立英與申紀蘭二人向我們點點頭，邊攙扶著往山上走邊談論著。此情此景，使我們有這樣一種強烈的感覺：人們去瞻仰的不是那個當過副總理的陳永貴的紀念碑，而是那個紮著白毛巾的老勞模陳永貴的紀念碑，那個“老陳”、那個“永貴大叔”的紀念碑。由此，又忽然想起一位朋友的詩句：“起落浮沉寒暑裏，改天換地自風流。”
一天的座談會結束了，當夜幕降臨的時候，會議廳開始演出文藝節目。穿著花花綠綠的大寨姑娘媳婦們和滿臉興奮的大寨小夥子們，熙熙攘攘地擠坐在那裏，笑哈哈地融進了歡樂之中。我們來得晚了些，已不可能擠進去尋找安排給我們的座位，於是隻好站在外邊，一麵聽著那雄壯的歌聲“中國，中國，鮮紅的太陽永不落”，一麵用心靈感受著大寨村心潮的起伏……
本文將要發排之際，我們又從《山西日報》上讀到了關於大寨的一則新聞：1994年大寨村資助丁峪鄉活利坡村1﹒3萬元，幫他們建起蚊香廠；投資80萬元與該鄉聯營辦起了規模較大的養鹿場；還與緊鄰的虎頭山村聯合投資20萬元辦起了養牛場。郭鳳蓮說：“發展畜牧養殖業是致富的一條好路子，今後我們每辦一個養殖場，都要聯合周圍的村，要通過大寨的帶動和幫助，真正致富一方人。”
大寨人在用實際行動還原和弘揚他們自己創造的本來意義上的大寨精神，大寨人在用新的姿態追求新的騰飛。願大寨精神在中華大地上再度輝煌！
第9節空前慘重的挫折前所未有的壯舉——偉大的紅軍長征
再現中國人民的百年革命風雲錄，無論如何，紅軍長征是重要一頁，而且應該濃墨重彩。
60多年前的中國工農紅軍萬裏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鬥爭史和世界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壯舉。正是這一偉大壯舉，才使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戰勝了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來所遭受的空前慘重的挫折，轉危為安，並一步步走向了最後的勝利。因此，它在中國人民的革命曆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曆史地位。
然而，長征的直接動因卻主要是我軍軍事指揮的嚴重錯誤……
家丟了——被動的戰略轉移
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於1927年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高舉革命大旗，率領廣大群眾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英勇鬥爭，建立了一支支紅軍和一塊塊紅色革命根據地，並在各個革命根據地內普遍開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級工農兵政權，革命烈火重新在廣大地區燃燒起來。為了消滅蓬勃發展的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蔣介石從1930年底開始接連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軍事“圍剿”，但都被英勇的紅軍所粉碎。1933年9月，蔣介石絞盡腦汁，又調動100萬軍隊、200多架飛機，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最大的一次“圍剿”，也就是第五次“圍剿”。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武裝侵占中國東北後，正一步步向關內逼近，“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蔣介石置民族危亡於不顧，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猖狂“圍剿”紅軍，這是大背民心國勢的失道之舉；而且當時的中央蘇區紅軍已經發展至10萬人，赤衛隊近20萬人，如果采取正確的戰略戰術，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不是不可能的。問題是，在這樣嚴峻的局勢麵前，掌握紅軍領導權的“左”傾冒險主義者李德卻實行了錯誤的軍事領導。
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他隻有正規戰、陣地戰的經驗，並不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特點，根本不了解中國國情。但是，中共臨時中央的負責人博古卻對他十分信賴，把中央蘇區反“圍剿”的軍事指揮大權完全交給了他。
據當年擔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回憶，李德第一次與毛澤東會麵時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澤東的想法，說“遊擊戰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於是，李德和博古相互支持，完全剝奪了毛澤東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排斥了毛澤東等同誌的正確主張，更拋棄了紅軍在多年血戰中取得的成功經驗，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采取陣地戰、堡壘戰，“分兵把守”，“節節防禦”。結果，在強大的敵人進攻下，紅軍反“圍剿”戰鬥節節失利，根據地一天天縮小，戰鬥力不斷下降。
1933年11月下旬，正當紅一方麵軍反“圍剿”陷入被動之時，以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為首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對蔣介石的勢力，在福州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與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決裂。蔣介石為了鎮壓第十九路軍，急忙從“圍剿”中央蘇區的北路軍中抽調11個師，與江浙一帶的部隊編成“入閩軍”，去討伐第十九路軍。這樣，中央蘇區東麵、北麵的壓力就大為減輕，形勢對紅軍十分有利。當時，周恩來及時致電中革軍委，建議側擊蔣介石的“入閩軍”。張聞天也認為，紅軍應在軍事上與第十九路軍采取配合行動。毛澤東向中共臨時中央及時建議：以紅軍主力“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以“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李德拒絕采納毛澤東等同誌的建議，錯失了打破“圍剿”的一次極有利時機。結果，孤立無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蔣介石的軍事打擊和分化下很快失敗，蔣介石又得以騰出手來全力進攻中央蘇區，從而使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陷入最困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