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圍剿”失利最典型的是廣昌保衛戰。廣昌保衛戰曆時18天，殲敵2626人，自身傷亡5093人，約占參戰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對於廣昌保衛戰的失敗和紅軍遭受的重大傷亡，紅軍廣大指戰員極為不滿，彭德懷當麵批評李德由於軍事指揮錯誤而斷送了蘇區，是“崽賣爺田心不痛”。張聞天也開始懷疑：這樣打下去，我們能夠勝利嗎？並與博古發生了激烈爭論。在後方的毛澤東也對廣昌保衛戰提出尖銳的批評：廣昌戰役對紅軍來說，是個災難，毫無戰績。就連曾支持過“左”傾冒險主義的一些人，也開始對李德的指揮表示不滿。
國民黨軍占領廣昌、建寧等地後，再次集聚兵力，擬從六個方向向中央蘇區之中心發動全麵進攻。這時，經過近10個月的反“圍剿”作戰，中央蘇區的生產已遭到嚴重破壞，部隊供給和人民群眾的生活已十分困難，可博古、李德等人根本沒有吸取失敗的教訓，仍決定采取“六路分兵”“全線抵禦”的方針，從而使中央紅軍開始了更加艱苦的防禦作戰，陷入了更加被動的境地。到1934年9月上旬，根據地已大部喪失，紅軍幾無立足之地，博古、李德等才被迫放棄在蘇區內部抵禦敵人的計劃，決定實行大規模戰略轉移。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紅軍的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軍團連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及後方工作人員共8萬多人，分別從江西端金、於都和福建的長汀、寧化出發，向西突圍轉移，離開了自己創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這個“家”，告別了蘇區的親人，踏上了前途渺茫的長征之路。
新轉折——遵義會議的光芒
為適應主力紅軍戰略轉移的新形勢，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決策機構“三人團”，並明確了轉移方向，即到湘西去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建立新的根據地，在人力物力上也做了相應準備。然而，準備工作又是很不充分的。首先，撤出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這是一個關係到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應該在黨和紅軍的領導人中充分討論，達成共識，並在一定範圍內進行有力的政治動員，而李德卻荒謬地認為突圍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結果，許多工作隻在“三人團”中秘密進行，甚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討論過，直到9月底，才在政治局和中革軍委作了傳達，而此時紅軍中的許多高級幹部還蒙在鼓裏。其次，軍事行動過於倉促。至9月底10月初，中央蘇區還有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瑞金、會昌、於都等縣之間的地區，中央紅軍還可以利用敵人暫時不敢長驅直入的空當，讓部隊進行必要的休整和動員教育，然後實施突圍轉移。但是，此時的博古、李德已被敵人的囂張氣焰所嚇倒，犯了戰略上的逃跑主義錯誤。從9月29日《紅色中華報》發表張聞天的《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公開透露紅軍準備長征的信號，到10月10日中央機關和直屬部隊離開瑞金，隻有11天，到10月21日總突圍攻擊開始，隻有22天，時間太倉促了。而且又是搬家式的行動，壇壇罐罐，一應俱帶，累贅不堪。如此決策者如此領導關乎全軍命運的戰略行動，若能僥幸成功，那才是咄咄怪事。
蔣介石對紅軍的戰略意圖已有判斷，在江西、湖南、廣東、廣西之間先後設置了四道封鎖線，調集了粵軍、湘軍、桂軍達16個師、77個團的重兵進行圍追堵截。紅軍一方麵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矛盾，一方麵發揚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前仆後繼，頑強拚搏，連續突破敵人的三道封鎖線。但是，由於博古、李德指揮失當，搬家式的行動極大地削弱了紅軍的戰鬥力。在突破第二道封鎖線時，仍以兩個軍團在左、兩個軍團在右、軍委兩個縱隊居中、一個軍團在後的甬道式的部署前進。幾個主力兵團主要起保衛軍委兩個縱隊的作用，等於用主力來保衛“大搬家”。8萬多人中，軍委兩個縱隊就占了1萬多人，每個軍團又有自己的後勤部，攜帶大批物資，多達1000多副擔子。一支有上千名挑夫組成的運輸隊伍擁擠在崇山峻嶺的羊腸小道上，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行動十分遲緩，有時一天隻走10到15公裏。這種大搬家式的倉促轉移，既嚴重影響了紅軍主力的機動能力，又失去了一些主動出擊殲敵的良機，也為後來突破第四道封鎖線造成了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