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我國報紙因政治鬥爭需要內容多以政論為主。民國初年，新聞業曾得到短暫繁榮，報紙上新聞性內容有所增加，但當時國內新聞電稿大多譯自外電，“本報專電”格外名貴。邵飄萍作為《申報》駐京記者上任後，立即改革專電，由原來百字左右增到500多字，增加了新聞信息容量和可讀性，在上海報界引起強烈反響。很快，上海《新聞報》步塵效仿。二報競爭中，北京特訊成為通訊作品報道，每篇長達2000字左右。新聞史學家評價道，邵飄萍為中國報紙由政論時代向新聞時代演變作出了重要貢獻。
《京報》是邵飄萍進行新聞改革的試驗田。除改善印刷設備、遷居新址外，他更多地傾注心血的是改革版麵，調整內容，以增強宣傳效果。邵飄萍認為，新聞的靈魂應“冷靜活躍於理智之世界，而耕耘於世人感情之田畝”，因此，報紙不僅消息要以“真實為骨幹，以興味為血肉”，而且版麵要生動活潑，欄目要豐富多彩。《京報》有20多個副刊，刊期各異，輪換出版，內容涉及文學、藝術、教育、經濟等不同領域，適應不同行業、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程度的各方麵讀者的需要，專人辦專刊。對於這些副刊，邵飄萍隻確定總方針，具體的方針及內容形式等均由各刊主辦人決定，這也充分體現出邵飄萍民主開放的辦報思想和兼容並蓄的大經營方略。
邵飄萍犧牲整整70年了。中國新聞隊伍發展到今天，已經擁有一支55萬人的專業大軍，新聞媒介除過傳統的報紙期刊外，廣播電視以它獨特的優勢進入千家萬戶。無論辦報辦刊，還是搞廣播搞電視，都需要進取革新的精神。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為了更好地發揮新聞傳播媒介宣傳群眾、鼓舞群眾、教育群眾的作用，仍然需要積極開拓進取，精心策劃編排，提高宣傳藝術。而這一切一切，最關鍵的還是人的問題。江澤民同誌在視察人民日報時指出：“新聞事業能不能辦好，關鍵在於有沒有一支高素質的新聞隊伍。”我們研究邵飄萍，落腳點也是要用他的精神影響啟迪今人。江總書記要求，在新的曆史時期，新聞工作者要進一步發揚黨的新聞工作的“六個作風”——敬業的作風、實事求是的作風、艱苦奮鬥的作風、清正廉潔的作風、嚴謹細致的作風、勇於創新的作風。我黨曆史上第一位新聞烈士邵飄萍，不正早已用自己的新聞實踐體現了這些優良作風嗎！
第8節願大寨精神再創輝煌——“弘揚大寨精神、發展大寨經濟”座談會側記
冬天在虎頭山駐足已久，當我們來到這裏時，積雪覆蓋著四野，上山的路很滑。
在山上，我們看見大寨老勞模宋立英拉著西溝老勞模申紀蘭的手，一步步向陳永貴的墓碑走去。她們對話的聲音很低，但從她們相依相偎、相攙相扶的背影可以看出，兩位老姐妹的關係非常親密。
這是一幅頗有意味的生活畫麵。
大寨和西溝，曾經是中國農業戰線的兩個先進典型。它們都處在太行山麓的山西境內，都是翻身農民依靠集體力量發展生產的典型。20世紀50年代初，平順縣西溝村就聞名遐邇了，50年代末，昔陽縣大寨村開始引人注目。1964年，毛澤東主席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大寨的影響從此越來越大，成為舉世矚目的地方。期間，時代大潮時而將大寨推向風口浪尖，時而又卷入波底浪穀。大寨的大起大落，也曾牽動著多少人的心靈、引起了多少人的困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受了風風雨雨的大寨人在短暫的歎息、感慨之後，便於冷靜的思考中振作精神，以新的姿態向時代前進的步伐追去。對大寨來說，昨日的輝煌留在心頭，今日的奮鬥一如既往，明日的燦爛要用汗水來鑄就。
1994年2月，江澤民總書記視察山西，與部分工農代表和勞動模範進行座談時，聽取了大寨的工作彙報，對大寨的發展寄予了新的希望和要求。5月，山西省委書記胡富國號召全省人民，要發揚大寨精神、西溝精神、李雙良精神、錫崖溝精神……為改變山西麵貌，為興晉富民而拚搏奮鬥。年底，在全省經濟工作會議上，省委省政府決定1995年要打好“四大戰役”，完成“五個一工程”。省委提出，為了盡快實現山西騰飛的戰略目標，真正富民興晉，一要改革開放，二要艱苦奮鬥。
大寨要發展，需要大寨精神；山西要發展，也需要大寨精神。“弘揚大寨精神，發展大寨經濟”座談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大寨村黨支部發起舉行的。
會議籌備期間，郭鳳蓮同誌曾向省委作過專門彙報。省委副書記梁國英同誌指示：一、這次座談會要突出對大寨精神實質的研討；二、要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相聯係，突出大寨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遠景設想。省委書記胡富國向會議表示祝賀：希望發揚大寨精神，搞好改革開放，使大寨經濟再上一個新台階。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崔光祖正在北京開會，特致賀電。他認為：“深入研究大寨精神，認真學習大寨精神，廣泛發揚大寨精神，是我省黨的思想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晉中地委認為：召開這樣的座談會，對於響應省委號召，大力發揚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推進改革開放的大業，加快大寨、昔陽乃至晉中經濟的發展，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一些老幹部認為：大寨精神過去需要，現在需要，將來永遠需要。不但計劃經濟需要，市場經濟也同樣需要。大寨人則明確提出：改革開放需要大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