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現在一提這句話，人們自然容易與“大批”“大鬥”聯係在一起，但這絕非大寨人創造的、周總理概括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原則的本意，而是後來塗上的“左”的色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通過撥亂反正，大批大鬥那一套，就連大寨人也早已摒棄。應當說，經過15年改革洗禮的今天，“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已經恢複了它應有的本意，而且賦予了新的時代含義。鄧小平同誌在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工作時強調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他所說的教育，不單純是指學校對青年學生的文化教育，主要是指對人民群眾的思想政治教育，它在更準確的意義上被表述為“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鄧小平從總結教訓的角度談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與周恩來從正麵強調“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實有異曲同工之效。“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蘊含著中華民族勤勞勇敢、百折不撓的傳統美德。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西方資本主義大國對中國進行武裝侵略、經濟封鎖，就連蘇聯“老大哥”後來也背信棄義，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在這種黑雲壓城的國際大背景下，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曾鼓舞激勵著全國人民，推動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它仍然是一種具有向上、發展、追求、創造意義的精神財富。當然隻有不斷賦予艱苦奮鬥精神以新的內容，它的旗幟才不會褪色。郭鳳蓮同誌講道：過去我們艱苦奮鬥是治理七溝八梁一麵坡，提高糧食產量，現在艱苦奮鬥是發展市場經濟；過去艱苦奮鬥動手多，現在艱苦奮鬥既要動手更要動腦。應該說郭鳳蓮同誌的見解是正確的。大寨精神的最後一句“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於今仍然需要大力提倡、大大弘揚。當社會上出現物欲橫流的狂瀾的時候，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利己主義逐漸蠶食人心的時候，當社會利益分配向個體傾斜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更應該大聲疾呼：“多一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總需要催人奮進的時代精神，需要奮鬥，需要奉獻，需要自強不息和堅忍不拔。這次會議高亢的主旋律使我們感到，弘揚大寨精神的意義恐怕不僅僅在於發展大寨經濟。周恩來同誌概括的大寨精神作為一個完整的體係，作為一份民族的精神財富，應該讓它重新輝煌起來。
中等身材的郭鳳蓮身著豇豆色毛衣外套，莊重典雅地站在主席台前，彙報著大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發展變化，與會者聞之無不感到驚訝和欣喜。1983年大寨實行“統分結合”的家庭承包責任製，地分到戶，種子、化肥、農藥、水、電由集體統一購供，統一管理，充分發揮了個體經營和集體經營的雙重優勢。同時大寨一直沒有放鬆農田基本建設，規定每個勞力全年必須投20個積累工，並組織有一支農田建設專業隊，常年從事農田建設，投工費用由集體承擔。1992年以來集體投資30多萬元，新築了一個1500立方米的水窖，修複了羅麵水池。1993年冬季六戰狼窩掌，改造和新增“海綿田”31畝。同時村裏還投資10多萬元，購進拖拉機、旋耕機、播種機等農具，基本上實現了耕作機械化，從而使大寨的農業生產條件得到了進一步改善。在連續遭受三年特大幹旱麵前，全村畝產仍穩定在450公斤左右，從1980年到1993年，累計向國家提供商品糧350多萬斤。1991年11月郭鳳蓮重返大寨後，帶領黨支部一班人，走出寨門，北上南下，先後跑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江蘇、浙江、湖北等8個省（市）的10多個縣區，參觀了30多家鄉鎮企業和6個先進村，解放了思想，打開了思路。他們內引外聯，先後辦起了大寨羊毛衫廠、大寨襯衫廠、大寨水泥廠，形成了多種經營全麵發展的新格局。1993年大寨村經濟總收入突破1000萬元，1994年達到2000萬元。1993年大寨人均純收入1350元，1994年達1500元。在經濟的快速增長中，集體經濟不斷壯大，大寨村黨支部為村民辦了許多實事，實行了村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小學生免費入學等所謂小有教、老有靠、病有報、煤有包（煤炭集體供應）、考有獎（考上大中專學校發給獎學金）……與會者目睹大寨的現狀，耳聞大寨的規劃，真切地感到大寨的優良傳統還在，大寨人的奮鬥精神還在。大寨人依靠大寨精神走上了致富路，大寨完全有可能在新的形勢下再一次走向全國，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