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崇高感情使她們跳出自我的小圈子，投身於社會進步的大洪流之中，自覺成為時代戰士。1938年楊剛在《沸騰的夢·序》中說：“我覺得我的心如一堆自發燃燒的煤山，煙焰永遠嫋嫋不絕”，“我有一種感覺，好像我的心就是中國的心”，將自己與祖國完全地融為一體了。她應聘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讓這份灰色報紙的副刊“披上戰袍，環上甲胄”，成為抗日救亡戰場上的“一名小兵”。她編發了介紹毛澤東、賀龍的文章，把延安生活介紹給大後方人民。這種膽識，絕不是盲目的冒險，而是戰士風采的體現。子岡小楊剛十歲，她開始做新聞記者，是在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年代，她把記者比做社會熔爐中的“一個小火星”，要為抗戰而燃燒發光。青年子岡在這種感情支配下，化名“小梅”，假稱史良堂妹，隻身闖入蘇州看守所探監，完成了《堂姐史良會見記》，讓人民了解到“七君子”身陷囹圄的真正原因是愛國有罪。她用手中的筆為正義而呼叫，為民族而呐喊。
古人說，文章合為時而著。這個“時”，應該是指社會發展的主流。隻有把個人感情同時代進步潮流合拍起來，他的文章才是光華灼灼的。楊剛、子岡身為女流，不甘寂寞，懷一腔愛國愛民憂國憂民的情愫，誌存高遠，堪為女性楷模。
其次，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激勵她們在新聞采訪中堅持真理，深入采訪，認真觀察思索，報道事物實質，世事滄桑而文章千古。人們一般認為，新聞是易碎品，我以為記者就是史家，新聞作品寫得可信可讀可感，便同時具有了新聞價值、史學價值和審美價值。1945年秋毛澤東乘飛機到重慶參加國共和談，對這一舉世矚目的曆史性事件，重慶各報紛紛派出記者進行報道，但最有影響的要數子岡采寫的《毛澤東先生到重慶》。開篇導語，她用目睹毛澤東飛抵九龍坡機場的現場情景，揭示了這一事實的重大意義：“這是維係中國目前及未來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個喜訊。”遠見卓識，令人信服。文中描寫毛澤東在張治中家的客廳中由於拘束而打碎了一隻蓋碗茶杯的細節，“他完全像一位來自鄉野的書生”，傳神一筆質樸自然，給讀者一種親切感，並暗含作者熱愛自己領袖的深情。誰知，在1957年及以後的政治運動中，子岡為此挨批受責，說她歪曲毛澤東形象。她堅定地認為：“我寫這一筆是符合曆史真實的，它蘊含了我當時對主席的感情，這樣寫，隻能在廣大國統區人民中贏得好感。”堅持真理，據實直書，有記者的敏銳和史家的品格。
楊剛1944年到美國采訪，為《大公報》發回眾多“美國通信”，當年風靡神州，今天仍為人們所喜愛。通信中，既有對於美國人民爭民主爭自由戰鬥精神的歌頌，又有對種族歧視主義者的憤恨，總統大選、女權運動，善良的馬蒂遜教授、純潔的俄加、戰鬥的史沫特萊……大小事件，男女人物，真實、豐富、生動、形象地呈現於筆底，經過半個世紀的時間檢驗，光彩如初。
擁有太陽般熾烈的情感，是作家，是記者，更是戰士，這便是楊剛、子岡的共同之處。然而，由於個人經曆、氣質、性格不同，她們的文章在表情達意上又呈現出不同特點：
第一，就文學作品而言，楊剛多直抒胸臆，其作如長江大河，激浪排空。子岡則娓娓訴說，其文似潺潺小溪，沁人心脾。
中國古典文論認為，文章受氣質製約，作家具備什麼樣的氣質，文章就會表現出什麼樣的氣勢和風格。楊剛的個性是激情型的，熱烈豪放，剛烈不遜，她寫詩、寫散文，從來都是粗線條抒情，呈現出剛勁奔放之勢。長達八百行的抒情詩《我站在地球中央》，既不押韻，也無優美的意境，卻以其獨特的選材、宏偉的構思、罕見的史詩規模，在中國新詩史上留下鮮紅的一筆。“我”就是中國，在楊剛詩作中，這個古老的民族從曆史屈辱中崛起，在抗日烽火錘煉中正煥發出鮮活的生命力。誠然，楊剛的詩不夠精細不夠空靈不夠含蓄，但直露與坦率又何嚐不是一種美呢？楊剛說：“對於我所要傳達解釋的東西，我不能使用精細空靈和含蓄。我所要做的就是一隻號筒，一隻掛著紅綢子對著太陽高唱的號筒。”其性格及美學追求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