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獨具特色的大眾化語言，豐富了新聞語言的寶庫。從概念上講，新聞語言的基本要求是準確、鮮明、生動。但是，著名新聞工作者和著名作家一樣，也都有自己的語言風格，如梁啟超奔放，黃遠生亦莊亦諧，張季鸞雄辯，範長江廣博，穆青深厚，黃宗英細膩，等等。趙樹理，這位和“小二黑”一起馳名中外的作家，在20幾年通俗報刊實踐中，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
第一，通俗易懂，琅琅上口。
在所有的出版物中，唯有報刊擁有最廣泛的讀者，所以不少新聞學者認為新聞語言應該是通俗易懂的，讓一般群眾能看得懂。趙樹理認為：我寫的東西大部分是想寫給農村識字人讀，並且想通過他們介紹給不識字的人聽的。這就比別人的見解又深了一步。編《中國人》時，工友們喜歡朗讀他的作品，他也常常向他們征求意見，“隻要有些字、詞、句不能順順溜溜進他們耳朵，他都要認真加以修改”。因此，他的作品不僅通俗易懂，而且有聲有色，琅琅上口。
除過鼓詞、快板等韻文之外，趙樹理在說理性的文字中，也盡量做到換韻少，音節自然，也就是要追求一種更為和諧的“有韻話”，如《比一比看》：“想要知道誰是真正為國為民，最好看看他行的是什麼政令。你若看了陝甘寧邊區的施政綱領，敵寇漢奸的鬼話，那裏還能哄人？”仔細品味，能體會到一種內在的音樂美。
解放後，趙樹理與李伯釗共同主編《說說唱唱》，有人嫌這個刊名太土氣，趙樹理卻回答道：“我們辦它就是要提倡說唱文學，這是我們中國文學的正統，小說要能說，韻文要能唱，我們叫‘說說唱唱’，這正好體現我們的主張，這個名字有什麼不好？”理直氣壯，擲地有聲。該刊創刊號上就發表了鼓詞《趕車傳》，立即得到了文藝界和語言學界的高度評價。
第二，幽默風趣，生動活潑。
趙樹理為人沒有架子，很容易和群眾打成一片。據一些老同誌回憶，他辦《中國人》時，村裏老百姓和報社的勤雜人員都喜歡他。無論是炊事員、飼養員、交通員、勤務員、報務員，還是警衛排的同誌，都同他合得來。不管什麼場合，他一露臉，空氣就活躍起來。他的作品正如他的為人，活潑潑的，生動幽默，趣味橫生。他編的《中國人》報，就留下了不少這方麵的資料。《中國人》曾經登過幾則寓言，但有趣的是竟冠以《你索寓言》的題目，並加了如下說明：“你索先生是伊索先生的本家，近著寓言一本，可作娛樂晚會材料頗多，特選數則敬投《中國人》周刊，尚希讀者指正。”整個構思不為不奇。再如《李二嫂的爐邊閑談》，先聲明“上月二十七，羅斯福發表了爐邊閑話，二十八日早晨七點鍾，李二嫂的爐邊閑話接著發表了”，亦莊亦諧，頗為風趣。
趙樹理語言的生動活潑有時表現在恰當地運用群眾詞彙和精巧別致的修辭上。例如為汪精衛畫像的五言快板：“做了日本官，好像猴爬杆；一時不聽話，就要挨皮鞭；再說不幹吧，人家作繩拴；抗戰勝利後，怎麼到人前？”不見嘻笑怒罵，卻淋漓盡致地刻畫了漢奸醜態。再如歇後語的使用，“按舊習慣，婆婆找媳婦的事，好象碾磨道上尋驢蹄印，步步不缺”（《孟祥英翻身》）。再如新名詞的穿插使用，“孟祥英的婆婆，便成為牛差差老婆的忠實信徒了”（同上）。這些都增強了語言的幽默感和藝術魅力。
此外，簡潔明快，清新雋永，也是趙樹理大眾化語言的特色。
有一位文學家說過這樣一句話：語言除掉意義外，應該要追求它的色彩、聲調、感覺。趙樹理正是這樣，他從農民語言深厚的土壤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加以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從而形成了觀之多彩、誦之上口、味之雋永的爐火純青的大眾化語言，豐富了新聞語言的寶庫。
人民的新聞工作者趙樹理不朽！
第6節楊剛、彭子岡新聞寫作風格比較
我所敬仰的新聞前輩中，楊剛（1905-1957）、彭子岡（1914-1988）為女中豪傑。作為記者，她們活躍於三四十年代的新聞戰場，叱吒風雲不讓須眉，為曆史留下了真實而生動的記錄。同時，她們又是才情兼備的作家，從各自生活的獨特視角，抒寫了對人生的理解，對光明的追求。
讀《楊剛文集》《子岡作品選》，明顯感到她二人的作品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文章俱有真情在。
“文生於情”，“情動於衷而形於言”，中國傳統文論中的這些精辟論斷，明確闡釋了情感在寫作中的重要作用。而作為人的主觀意識範疇的情感是受客觀生活的刺激而產生的，絕不是頭腦中固有的，正所謂世界上絕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楊剛、子岡都出生於本世紀初社會動蕩之際，幼年受過正規的傳統文化教育，具有比較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和紮實的文字功夫。大革命的浪潮對少年楊剛和童年子岡都產生過一些影響。1927年楊剛作為南昌葆靈女中的優秀畢業生被推薦到燕京大學讀書，而子岡初三那年便參加《中學生》作文競賽並多次獲獎。當中國共產黨豎起全民抗戰大旗之時，楊剛已是成熟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子岡也投身於民族大業，1938年加入黨組織。由於二人生活時代相同，都具備文資天賦，都追求光明進步，因此她們的情感實質是相同相通的。這一點，可以從她們的做人為文以及她們新聞作品的史學價值兩方麵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