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新聞事業自五四運動誕生以來，出現過兩批通俗化報刊。第一批是1920年前後創辦的小型通俗的工人刊物，以《勞動界》《勞動者》《勞動音》為代表。它們在傳播馬克思主義、促進工人運動、為建黨作準備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譜寫了新聞史光輝的一頁。第二批通俗報刊大致出現於抗日戰爭前期，主要讀者群在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廣大農村。它們宣傳了黨的團結抗日的方針，反映了群眾的利益和要求，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愛護與支持。許多報紙一出版就行銷幾千份，甚至幾萬份，宣傳之廣，影響之深，是空前的。趙樹理參加革命工作是在晉冀魯豫轄區，1939年11月，開始主辦《黃河日報》（路東版）的《山地》副刊，從時間表上看，早於其他有影響的通俗報紙。創刊於1940年8月的《中國人》報，早於《晉綏大眾報》《晉察冀日報》《鹽阜大眾報》。趙樹理辦通俗報紙，不僅辦得早，而且辦得好，“《山地》一出世，就突出地顯示了通俗化大眾化的風格，和當時任何報紙的麵貌都不一樣。”“打開《中國人》一看，就好象走進了一座百花園，讓人感到美不勝收。”以《中國人》報的議論為例，他為了通俗宣傳，一般不采用社論形式，而是開辟各種專欄，如“老實話”“鬼話正解”“借古評今”“三言兩語”等，把抗日救國的道理像拉家常似的講給敵占區人民，起到了特殊的教育作用。
黨中央宣傳部在1941年7月4日發出《關於各抗日根據地報紙雜誌的指示》，對通俗化宣傳開始予以更多的重視。1942年，中宣部在《關於改造黨報的通知》裏進一步背定了報刊工作的通俗化方向。趙樹理先於他人實踐了黨報的群眾觀點，並以實踐證明，報刊通俗化大眾化的方向是正確的。他所辦的雖然是地區性的小報，讀者範圍有限，但是，從新聞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他的積極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二、用通俗文藝形式表現新聞性材料，開創了報紙副刊的新格局。我國報紙副刊的出現大致在19世紀70年代，那時的副刊內容大都是消閑性的，或“聞雞生氣”，或“見月傷心”，不過為人們提供茶餘飯後談話資料而已。五四時期，報紙副刊的發展出現了質的變化，伴隨著偉大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伴隨著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伴隨著亙古未有的白話文運動，報紙副刊展示出一種全新的麵貌：內容以介紹新思想，提倡新文化，反對封建禮教為主，形式上以文字淺顯流暢、使用新式標點為重要特征。30年代，《申報》副刊《自由談》發表了魯迅等左翼作家的大量作品，他們揭露黑暗社會，抨擊腐敗政治，歌頌光明自由，在文藝界和新聞界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但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是，這些報刊的讀者群基本上在知識階層，“和大多數的老百姓都沒有什麼關係”。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中國農村，文盲和半文盲占80%以上，要使廣大農民周知天下大事，明白抗日救國的道理，了解黨的方針政策，就必須采用他們所熟悉的民間藝術形式。對於報紙來說，又麵臨著一個副刊通俗化的新課題。趙樹理的報刊實踐完成了這個課題，為副刊的發展著了重要一筆。
據一些同誌回憶，趙樹理辦的《山地》副刊，發刊詞本身就是一首快板詩。編《中國人》報時，他寫了不少小說、詩歌、話劇、唱劇、活報、快板、諷刺笑話、民間歌謠等，形式十分活潑。對於重大的新聞事件和重要的新聞人物，趙樹理一般習慣於用鼓詞或快板形式進行宣傳，如1941年發表在《抗戰生活革新號》第一期的鼓詞《茂林恨》，就是以皖南事變為題材而寫的，通俗易懂，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真麵目，教育了廣大群眾。趙樹理有時甚至把消息寫成快板。1941年3月19日《中國人》報在“本報訊”電頭下刊出《神槍手劉二堂》就是一例。1944年冬，太行五專署召開群英會，趙樹理經過深入采訪，寫了“現實故事”《孟祥英翻身》和鼓詞《戰鬥與生產結合——一等英雄龐如林》，很受歡迎。為了宣傳黨的政策，他有時還用快板形式寫社論。
趙樹理不避俚俗，將民間文藝形式引進新聞領域，使報紙贏得農民的喜愛，從而進一步擴大了宣傳範圍。有一次，《山地》貼在長治城門洞裏，人們爭著來看，圍得水泄不通，路都被堵塞了。《大家看》副刊也辦得極好，“不僅敵占區同胞喜歡看這個報，石印工友們也常常一麵印，一麵朗誦著他的作品”。老記者華山同誌回憶，趙樹理辦《中國人》時能把華北《新華日報》的內容用多種新穎通俗的形式改編出來。他說：“我也成了《中國人》報的第一個讀者，對他運用通俗文學的才能佩服極了。總共幾千字一期的小報，居然配搭出那許多欄目，抗日根據地的新事物和新的政治概念都要宣傳出去。還要明白易懂，引人入勝，真了不起。”在《新大眾報》當編輯時，趙樹理也寫過不少普及宣傳的新聞性作品，為《新大眾報》的成功作了很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