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大的主要精神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建立革命統一戰線。高君宇以其銳利的筆觸，揭露了封建軍閥相互勾結為害人民的本質，指出：“中國人除了打倒軍閥與官僚，別沒解救的出路”，號召全國人民“把軍閥官僚當作一個整個”，對準他們一齊開火！他還深刻分析了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互相利用、狼狽為奸的關係：“中國軍閥戰爭，每次莫不有帝國主義在背後操縱利用……帝國主義之所以各扶助一派軍閥，並不是有深惠特愛於其一派軍閥，乃是要借所扶助的軍閥之勝利與發展，造成外國在華優越的地位。”1922年，英帝國主義勾結吳佩孚等反動軍閥，對唐山、上海、漢口的工人罷工運動進行血腥鎮壓，高君宇聞訊，義憤填膺，立即寫了《美國駐兵——英國巡捕——中國警察》，副標題是“請看軍閥與帝國主義向中國苦百姓的聯合進攻！”憤怒控訴了帝國主義者和反動軍閥的罪行。
對於統一戰線理論，高君宇的主要貢獻在於：（一）他提出了在統一戰線中又聯合又鬥爭的思想。他發表於《向導》第四期的《讀獨秀君造國論的疑問》一文，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指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存在著根本利益上的對立，在統一戰線中必然是“呼聲同而心理不同”。但如果認為目前隻有無產階級就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也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我們無產階級應該“吸收一切革命的勢力參加這個奮鬥。”由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不過隻是個共同推翻仇人的政治連鎖”，因此“無論何時，無產階級要獨立地組織起來”，“且無論何時，不能因連鎖而放鬆了他對資產階級階級利益的鬥爭”。（二）高君宇提出了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他在1922年9月分析與中國相似的印度革命運動的階級狀況時，就曾指出：資產階級在領導革命方麵是無能為力的，革命應該由“新的分子”即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來領導，“這新的分子會使這解放印度民族的政治運動植基在勞苦群眾的革命起因上麵，且也會推使不堪外力壓迫的資產階級加入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在《讀獨秀君造國論的疑問》中，又明確指出：“無產階級較資產階級為壯，這不止是現在的現象，任何時都是一樣，因為無產階級那一時總是較多數，隻要他們團結起來。所以在國民革命當中，無產階級是要占個主要的地位，資產階級是被召集而參加……”。曆史地來看，黨的二大最主要的失誤就是沒有明確提出民主革命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而當陳獨秀等黨的主要領導人一味右傾，看不見工農運動的力量，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時候，高君宇已在自己的報刊政論中，基於科學的階級分析，提出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可見，他的思想是深刻的、有遠見的。
第三，高君宇的報刊政論充滿激情，文鋒尖銳潑辣，語言明快曉暢，發展了我國的報刊政論文體。
高君宇出生於維新運動時期，成熟於五四時期。筆鋒常帶感情、條理明晰、平易暢達的“報章體”對少年的他產生過一定影響，但五四時期陳獨秀等人的政論文章不僅影響了他的文風，更啟迪了他的思想。高君宇的報刊政論風格既閃爍著五四精神的光芒，又代表了新的發展趨勢，至少可以概括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和指導性。五四時期的報刊政論以介紹新思想、批判舊文化為主，它的戰鬥性更多地體現在理論和觀點的論爭上。高君宇的政論文純理論的闡述較少，大部分是緊密聯係鬥爭實際，針對革命運動中出現的問題而撰文，從而體現出反帝反封建的戰鬥性和對於實際工作的指導性。如《我們為什麼要反對直接交涉？》《國民黨報紙不應當有這樣的記載》等都是應鬥爭需要而寫的。為了建立和鞏固革命統一戰線，他認真分析了國民黨內部的情況，寫了《國民黨左右派的分化》；為了指明婦女解放的正確道路，寫了《女權運動者應當知道的》；為了加強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寫了《介紹一篇國民革命的綱領》……從無產階級革命進程來看，純粹的新思想介紹和理論論戰總是有階段性的，而革命實踐中不斷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才更需要及時發現解決，因此，高君宇報刊政論的戰鬥性和指導性在20年代是有代表性的，也不能說對後人沒有影響。
（二）邏輯嚴密，語言尖銳潑辣。高君宇“有雄辯的口才和出色的寫作能力”，“他寫的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和嚴密的邏輯性。”他的報刊政論經常采用先引出反麵論點，然後逐條駁斥的方法，使論證過程邏輯嚴密，無懈可擊。有時采用排比格，如：“明明是軍閥破壞約法，工人為保障共和國民應享的自由而抗爭，總統反說成是‘細故’；明明是軍閥任意殘殺工人，反說成是工人‘竟與軍警衝突’。”既加強了邏輯關係，又造成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讀君宇的政論，那種激情，那種雄辯，那種明快潑辣而又不失幽默詼諧的語言風格，不僅使人充滿戰鬥的力量，而且在寫作藝術上也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