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標點妙用。君宇的政論文章使用問號和歎號很多，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他的感情。例如：許多標題都是有標點的，《北京大學過激化了嗎？》《中俄會議——為了誰的利益？》《“赤色帝國主義”麼？》等等。文章的結尾常常使用感歎號，把讀者的感情推向高潮。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破折號很多，有時兩個連用或一篇文章中幾處連用，既補充了內容，又不顯累贅，如：“資產階級已證明他不能——而且也不願意——將印度運動引導向著革命了，……他想前進一步，但他們無能為力找出——也不會用——一個很適當的戰鬥工具。”與五四政論比較，有新人耳目的感覺。當然君宇政論中也有一些文白相雜的別扭話，如“我們都祝著罷”，“以非常的宰割，從容捆卷許多利權以去”，讀來不大順當。這都是五四時期新舊交替中的白話文運動留下的痕跡。但是，我認為，高君宇的報刊政論就文體發展方麵，對中國新聞事業也是有貢獻的。
第5節趙樹理對報刊大眾化的貢獻
人民作家趙樹理不朽！
然而，在他不朽的事業中，除過家喻戶曉的小說創作外，還有一個不大被人注意的領域，那就是，他曾經長期從事革命新聞工作，並為報刊的通俗化和大眾化作出了積極貢獻。本文試就這方麵的問題作一些初步的探討，謹以此紀念趙樹理誕辰80周年。
趙樹理的報刊活動
趙樹理的報刊活動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31年至1937年。在這一時期，趙樹理沒有安定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幾番顛沛，衣食無著。半是為了探求真理，半是迫於生計，他開始向進步報刊大量投稿，有小說、詩歌，也有雜感和評論，作品中所體現的主要傾向是對社會現實的不滿。1930年冬，趙樹理寫了一首七言長詩《打卦歌》，通過一個“憔悴遊人”的問卜反映了中原大混戰帶給人民的苦難。老友史紀言十分欣賞，便帶到北平投給著名的《晨報》。1931年1月14日，該報副刊《北晨世圃》予以發表，署名為“野小”。如果說，1930年冬寫《打卦歌》是趙樹理創作生涯的開端，那麼，1931年1月《晨報》發表《打卦歌》，則標誌著趙樹理開始利用報刊陣地，揭露社會黑暗，抒發胸中塊壘。從1931年到1936年，趙樹理閱讀了上海“左聯”作家們的大量作品和許多進步文學書刊，並寫了二三十萬字的作品。這些作品，或暴露山西在閻錫山統治下的黑暗現實，或宣達自己“為大眾”的文學觀點，初步展露了作者的才華和風格。
這一時期，趙樹理投稿的報刊有《晨報》《大風報》《論語》（半月刊）《新農村》《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山西分會月刊》《山西黨訊》《山西日報》《太原日報》等，使用過的筆名有：野小、老西、太西、黑醜、何化魯、孔仰聖、得意、常哉等。
第二階段：1938年至1948年。1937年冬，趙樹理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整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他參加了華北地區的革命新聞工作，為向最廣大的群眾宣傳黨的路線政策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因而是構成他報刊活動最重要的階段。這一階段，他主辦過兩個報紙副刊和一份周刊，參加過兩個刊物的編輯工作，發表了大量有影響的新聞性作品。
趙樹理主辦的第一個副刊是《黃河日報》（路東版）的《山地》。《黃河日報》本是犧盟會長治中心區的一份小型機關報。1939年9月又在壺關辦起一個路東版，屬中共太南特區領導，趙樹理的摯友王春擔任主編。11月，趙樹理來到這個報刊，辦起了《山地》副刊。由於人手少，他不得不唱獨角戲，每期各種形式的稿件幾乎全出自他一人之手。《山地》所刊內容，主要是發動人民抗日，揭露閻錫山反共陰謀，形式活潑多樣，大都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鼓詞、快板、童謠、故事等。後來回憶起這段工作，趙樹理不無自豪地說：“那小報的一版副刊名叫《山地》，由我擔任編輯，我便利用我熟悉的那些民間藝術形式來攻他們（按，指閻錫山派來的人——引者）。老實說我是頗懂一點魯迅筆法的，再加上點群眾所熟悉的民間藝術因素，頗有點威力。這報專往他們所到的地方張貼，貼到哪裏讀者擠到哪裏。”1940年2月，《山地》因故易名《晨鍾》，改由另外一位同誌接編。
1940年5月1日，中共太南地委機關報《人民報》由《太南日報》《黃河日報》（路東版）和太南文化教育出版社合並後在平順縣源頭村創刊，趙樹理擔任副刊編輯。這是他主辦的第二個報紙副刊，也就是《人民報》副刊，“文章風格上繼續了《山地》之風，內容上則以教育戰士為主，由領導上按當時需要授意寫，形式上也不多采用文藝形式”。遺憾的是這些珍貴的資料都沒能保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