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使用過的筆名有：君宇、高尚德、天辛、辛、江越、江清修等。
1925年3月高君宇逝世後，北京黨組織和太原黨團組織舉行了追悼活動。《向導》周報和《中國青年》發表文章，悼念這位永生的戰士。《向導》以編輯部名義發表《悼我們的戰士》：“嗚呼！本報記者高君宇同誌，忽於本月五日病歿於北京！君宇再不能以文字與讀者諸君相見了！但他那熱烈的革命精神永留在本報，也便永留在讀者諸君的記憶之中！”
能夠得到黨中央機關報的如此評價，可見高君宇在當時黨的新聞工作中的地位確非一般。1920年10月，少年中國學會對它的會員作了一個“終生誌業”的調查，君宇填的是“地質學、生物學”。那麼，他為什麼不走學術救國的道路而投身於革命活動呢？在致石評梅的信中，他說：“世界而使人有悲哀，這世界是要換過了，所以我就決心來擔我應負改造世界的責任了。”當社會動蕩、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之時，地質生物無從搞起。救民於水火之中，救國於危難之時，熱血男兒當義不容辭。憂國憂民的愛國激情是高君宇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原動力，而在“上下求索”的途程上，他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為了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深入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啟迪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的階級覺悟，為了“換一個製度”，高君宇作為革命事業的領導人之一，十分重視新聞這個武器的作用，並身體力行，成為革命運動中一位披堅執銳、衝鋒陷陣的宣傳戰士。他那“熱烈的革命精神”，鼓舞過他的戰友，也將永遠鼓舞著追求真理的人們！
高君宇參加革命新聞活動近七年，發表了幾十篇報刊政論。這些文章從指導革命運動的實際出發，對當時國內外許多重大事件作了正確的分析，豐富了2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學說和統一戰線理論。研究它們，有助於正確評價高君宇同誌在建黨初期的理論建樹和不朽功績。從形式上來看，這些政論文鋒犀利，邏輯嚴密，語言尖銳潑辣，自成風格，為我們研究報刊政論文體的發展提供了生動素材。
第一，高君宇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深刻闡述了革命的客觀必然性和建立革命政黨的必要性，形成了比較係統的建黨學說。
早在1920年3月，第三國際就派維經斯基來北京，同李大釗同誌討論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在李大釗領導下，高君宇為建黨工作奔波努力，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聯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高君宇首先論述了革命的客觀性：“有一個階級受壓迫或是幾個階級並受壓迫的事實，這種環境便決定要發生革命了；反之，若沒有階級壓迫的事實，便不會有發生革命的事實。”他還強調指出，“革命需要有革命的組織”，“需要有領導群眾實際努力的先鋒軍”。這篇題為《介紹一篇國民革命的綱領》的政論在《向導》第八期刊出，引起強烈反響，讀者來信高度讚揚它“是最好沒有的文章了”。1923年3月24日在為《京漢工人流血記》寫的後序裏，他總結了“二七”慘案的教訓，明確指出：工人們需要一個政黨，這就是共產黨，隻有共產黨才是唯一為工人階級利益而奮鬥的黨。
那麼，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黨呢？高君宇認為：這個黨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應該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親切地站在他們利益奮鬥的前麵”。對於國民黨脫離群眾的弱點，高君宇一針見血地進行了批評。他明確指出：“惟有親切於群眾利益的革命黨，才不會在革命的群眾前落伍！”
此外，君宇還論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問題。當土耳其民族反抗歐洲帝國主義宰割取得勝利，他認為這是具有“國際價值”的勝利，專門撰寫了《土耳其國民軍勝利的國際價值》。當法國出兵強占德國的大煤區魯爾，高君宇則清楚地看到“這不但是德國人民的損害，也是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危險”，號召中國工人和一切民眾團體要與西方工人階級團結在一起，共同反對帝國主義。這些思想在當時是極有光輝的。
第二，高君宇緊密聯係鬥爭實際，圍繞反帝反封建軍閥的中心工作，對統一戰線問題進行了科學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