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向導》的宣傳代表了進步,代表了人民,所以廣大的讀者用各種方式支持它的出版和發行。剛出十幾期,《向導》就遇到了經濟困難問題。第15期上,編輯部刊文“希望廣大讀者予以讚助”。時過不久,讀者紛紛來信。一位叫鄭彥之的讀者將錢與信一同寄來,信中說:“我現在很願意將我每月十餘元的薪水,按月一元供給貴報。這雖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隻求其能將我的同情表現出來。”(20期)遙居德國的三位愛國赤子,寄來英金四磅和一封短信。他們說:“你們的聲光,已飛渡重洋,傳入我們的心靈,如夢初覺。英金四磅,聊祝公等筆墨之資,四方傳布,必有聞風興起者矣。”
當《向導》遇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政治迫害時,廣大讀者更是愛憎鮮明,自覺向《向導》靠攏,用“讀者之聲”築起一道輿論的長城。1924年12月9日,《向導》上海通訊處遭到帝國主義巡捕的無理搜查,群眾立即呼籲,廣大讀者聯合起來,“擁護中國人的言論出版自主權”,“擁護這引導全國群眾到自由之路的向導周報”!(96期)有的讀者冷靜分析這次事件的原因,是由於“貴報代表全國人民呼籲,揭露彼等種種侵略之陰謀”(98期),可謂一針見血。有的讀者認為“向導精神早已深入廣大群眾中間”,預見這一事件後,“中國人民愈能接受‘向導’的向導”,成為“言論和行動的後盾”(同上)。1925年初,段祺瑞政府通令郵局禁寄《向導》,企圖阻扼真理的傳播。讀者得知,又紛紛致函,鼓勵編輯人員不要因暴力壓迫而減勇氣,應該以“艱苦不足畏,生命不足惜”的精神,把“中國唯一的明燈”——《向導》辦下去!(104期)
在“風雨如磐”的年代裏,《向導》的確是“一盞明燈”,無論遇到何種風雨,它始終沒有熄滅,一直亮在廣大讀者心中。它的發行量由開始的幾千份很快增至四五萬份,最高達10萬份。它的讀者不僅遍布國內,而且遠及越南、德國和法國等地。(《中國新聞事業簡史》第110頁)
民心所向,民燈正亮,我們黨是偉大的擎燈人,是風雨中的向導。正因為如此,《向導》周刊才會深深撼動“讀者”的心靈。
2、“讀者之聲”是一塊回聲壁,可以聽到“向導”呼喚在人民心底裏引起的共鳴。
1923年5月5日,津浦路北上火車在山東臨城被土匪搶劫,中外乘客300多人,被架往匪巢勒贖。這就是所謂的“臨城案”。因為有20幾個外國人被綁,以英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便乘機大肆敲詐。他們向北京政府提出通牒,要求改組護路警隊,實行鐵路共管。在這種國家主權又將淪喪的關頭,《向導》挺身而出,大聲疾呼“國亡在即”!(37期“中國一周”專欄)同時,組織宣傳力量進行了集中報道,動員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爭我主權。“讀者之聲”立即作出立場鮮明的響應。他們深刻地揭露道,英國等帝國主義國家趁這一件事“宿懷吞並我國鐵路管理權的野心”(38期)。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四處散布輿論,假意責怪英國,並在《讀賣新聞》《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上喋喋不休地講什麼,“希望”中日關係能日臻“親善”。《向導》讀者對這“親善”的本質有著清醒的認識:“日本與中國的‘互助’,不啻是狼與羊的‘互助’”。提出“無論是英美法日,凡一切侵略我國的帝國主義都應當一致的反抗和排斥”的原則;(38期)提出使侵略者膽戰心驚的戰鬥口號——“打倒勾結軍閥的國際帝國主義”!(37期)
對於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人民群眾深受其壓迫,憤怒地控訴道:“我們這些平民的膚,已經被他們剝盡了,髓也被他們吸盡了。”(35期)曹錕媚外親日的嘴臉,在“讀者之聲”中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揭露。讀者將他與日本記者長岡的談話摘錄出來,公諸於世,然後下了一個曆史性的論斷:“曹錕,直可列淪亡中國犯罪碑的第一等!”(37期)從這裏可以看出人民對勾結帝國主義的賣國賊、反動軍閥的切齒痛恨。在《向導》和同時期其他進步報刊的宣傳啟發之下,群眾的覺悟有了一定的提高,他們中的先進部分已經認識到,北洋軍閥,是國人所同疾,天地所不容的,是應一致打倒的(31、32合刊號),應該“快快團結起來”,“向著北洋軍閥放第一炮”!(35期)
“讀者之聲”配合了《向導》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宣傳,是黨與人民心靈呼應、思想共鳴的記錄。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