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聞和文藝改革中不斷進取的黃遠生，還將靈活多變的文學筆法帶到了新聞領域，給呆板、平淡的記事性新聞賦予生機和活力，使之形成真正的現代通訊。他文思敏捷，才華橫溢，作品的表述手法靈活多樣。如，描寫宋教仁被暗殺後的北京政界，“表麵似平靜如常，而暗幕中之千變萬化，有如愁雲黑霧累疊而起，比起來大有天黑如磐伸手不能見掌之狀，其或雷雨驟發掃蕩一切乎，或長此沉沉不見天日乎，或更有意外之變化乎，殆非吾人神智所能預測已。”用了比喻、雙關、排比三重修辭格，不僅形象逼真，氣勢連貫，而且巧妙地表達了記者對局勢的看法。有的通訊作品將敘述與描寫相結合，信手拈來，情趣盎然。如《茶話一席》，先報道了某時什麼人於某地舉行茶話會，中間插進幾行景物描寫：“是夕天氣涼爽，星稀雲淨，花草紅白亂發，短山銜接，雜樹參繞，極有山林之致。”既烘托了氣氛，又抒發了感情，典雅簡潔，體現了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徐鑄成先生評價黃遠生通訊“記事則源源本本，狀人都栩栩如生”。之所以達到這種效果，恐怕正是他那無所顧忌、揮灑自如之筆力所致。
第三，評戲評人，亦莊亦諧。黃遠生說，我國的政治舞台，有黑幕而無明幕，他是每天在這個大舞台包廂裏聽戲的人，他是準備做戲評才來聽戲的，他自己沒有唱戲，卻是極希望改良戲劇的熱心家。出於這種思想基礎和政治生活態度，黃遠生的筆無情地挑開了黑幕，“使汙濁宦海之波浪，窮形盡態，畢現紙上”。《遠生遺著》中，有一部分是政論文章，其中不少篇鞭撻了統治集團的獨裁專製。他的通訊作品雖然多以敘述報道新聞事件為主，但穿插其間的評論尖銳潑辣，捫之有鋒，顯示了他過人的膽量、鮮明的愛憎以及對問題透辟的分析力。如為1913年到來而作的《痛苦之新年》，飽蘸濃墨深情，開篇歎道：“去年貧無立錐之地，今年貧得錐也無，慘哉，國家之現狀也。自臨時政府成立後，北京政界之最大問題，唯借款而已……嗚呼新年，奈何齎此最可悲痛之紀念，以餉吾國耶！”赤子之心，躍然紙上。再如《奈何橋上之大借款》《苦海呻吟錄》之類的標題，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黃遠生敢於“指斥乘輿，指斥權貴”，不僅在於用夾敘夾議的筆法直接抒發不滿政治現狀、希望社會改良的思想，更為突出的是，他把對人對事的褒貶揚抑蘊含在詼諧幽默的敘述描寫性文字中，亦莊亦諧，繪水繪聲，須眉畢現，影無遁形，產生了強烈的諷刺效果。如《外交部之廚子》，正麵記述了外交部一個廚師如何通過行賄手段，達到“聲勢浩大，家業宏富”，前清時竟能“力回西太後之意”，與李鴻章對抗，民國初仍可以盤踞不動，橫行霸道；側麵卻深刻揭露了官場之腐敗墮落。“今昔國體雖異，而官長之愛財物未必不同也”，筆酣墨飽，刻畫入微，嬉笑怒罵，痛快淋漓。古人說：“無論記事、細言，其中皆須有表微意在。”黃遠生的通訊作品正是這樣。《三日觀天記》《北京之新年》《日日記》《苦海呻吟錄》等作品，都是辭兼莊諧，餘味無窮的。
綜上所析，我們可以看出，黃遠生的通訊作品已經具備了現代通訊的基本特點，即真實性、新聞性、生動性、評論性。作為中國新聞史上現代通訊的奠基人，他是當之無愧的。當然，黃遠生畢竟生活在那個特定的時代，“他知道白話好，卻仍舊做他句法很長，許多‘之’字的文言”；他的通訊結構不很嚴謹，有時一文到底，顯不出內容層次來。但這些都無損於黃遠生作為中國新聞史上的劃時代人物，他的作品作為現代通訊奠基之作的光彩和價值。
對新聞思想發展的重要貢獻
黃遠生的新聞思想，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係，甚至他沒有寫過一篇專門闡述自己辦報主張的文章。但是，他在不同體裁、不同內容作品中有感而發的一些觀點，卻是極為精彩極為深刻的，對我國新聞思想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新聞觀點，散見於《平民之貴族奴隸之平民》《少年中國之自白》《祝之歟詛之歟》《本報之新生命》《消極之樂觀》《懺悔錄》《新年閑話》等文章。粗線條劃一下，可分為以下幾方麵來理解：
一、他提出報紙是公共的“言論機關”，它的作用在於“發揮真理，闡揚幽隱”。我國最早專文論述辦報思想的人是王韜，他提出報刊的作用是“民隱得以上達、君惠得以下逮”。梁啟超發展了這個觀點，根據改良派政治鬥爭需要，明確提出辦報以去塞求通、致國富強的主張。當封建製度的大廈隨著武昌起義的炮聲崩坍摧毀之後，黃遠生於廢墟中企盼著新共和的曙光照亮當時的新聞界，他辦的《少年中國》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使他意識到輿論機關的威力。於是，他進一步認為，公共言論機關不應“據為私有”，主張辦報應“脫離偏倚，主持正論公理，以廓清腐穢，而養國家之元氣”。為達到這個目標，黃遠生從文學寶庫裏汲取了精華，賦新聞以文學的魅力，使之能“表著民德，鼓舞國魂”。同時，黃遠生還實踐著“指斥乘輿，指斥權貴”的主張，認為報紙對社會負有監督責任，特別應“督責此最有權力者”。這些觀點和主張，都對後來的新聞學研究產生過一定影響。
二、強調新聞報道的多麵性和真實性。黃遠生認為，社會是一部大機器，其中每一部分的工作都牽涉著整個機器的運轉。因此，新聞記者必須多方麵了解社會，作為輿論機關的報刊，“於政治的記述之外，凡社會的理論及潮流與社會事實”都要占很大篇幅。他從實踐中體會到，新聞報道必須真實，新聞記者決不許“逞臆懸談，騰其口說”。因為他認為，虛假的造謠的新聞，不僅會傷害好人，而且將有害於國家。在《懺悔錄》一文中，黃遠生沉痛地寫道：“今自問為記者若幹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報，可將一無辜善良之人，憑空誣陷，即可陷其人於舉國皆曰可殺之中，蓋一人杜撰，萬報騰寫，社會心理薄弱，最易欺蒙也，至於憑臆造論，吠形吠聲，敗壞國家大事，更易為矣。”其他文章裏，也多次正麵強調“夫新聞，以報道真正事實為主”；“象如是現，寫工不能不如是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