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入選第三屆毛澤東詩詞國際研討會
收入中央文獻出版社《井岡山道路和毛澤東詩詞》
第2節黃遠生在中國新聞史上的作用與地位
穿過長長的曆史的邃洞，我們探尋著千古風流人物的遺跡——黃遠生，這位生活在清末民初的新聞記者，曾用自己的筆，縱橫捭闔，記錄了那個時代的風聲雨聲，表明了自己反對專製暴政的鮮明立場；他用自己的筆，采寫了大量新聞通訊，並由此成為這一文體當之無愧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他的新聞思想承先啟後，在當時極有光彩。論其新聞生涯，充其量也不過四五年時間，然而，他的灼灼才華、他的文章一直頗負盛名，飲譽不衰；他對新聞事業的貢獻和在我國新聞史上的地位也正在為更多的人所公認。
“暗幕”上的一顆“明星”
黃遠生，原名為基，字遠庸，生於1885年（清光緒十年）。當時的滿清王朝，正如“寒於堅冰”的“履霜之屐”，“戚於飄搖”的“未雨之鳥”，日漸下坡。中法交戰於越，雖然黑旗將軍劉永福以一旅之師屢挫敵鋒之類的捷報不斷傳來，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野心卻是日益膨脹。國內，在王韜的《循環日報》上，已經出現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聲音，大一統的封建王國、正醞釀著一場變法圖強的政治運動。
黃遠生的父親，是個“文彩秀發”的儒生，他對兒子的唯一希望是科舉及第，從而耀祖光宗。確乎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黃遠生1903年考中秀才，同年秋鄉試中舉人，第二年又金榜題名，中了進士。頓時全省之內，文名大震。不過，黃遠生及第之後，堅決不去做官，反而幾番申請去日本留學，這是有違父願，也是一般的封建讀書人所難以理解的。1909年留學歸來，短期為官。辛亥革命爆發後，他“立意不作官，不作議員”，而投身於在舊中國被認為是文人末路的新聞界。
民國初年的政治形勢，用黃遠生的話來形容，“有黑幕而無明幕”。這一時期的新聞界亦然。辛亥革命的槍聲一響，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興奮，舊的禁令的廢弛，新的法律的保護，使新聞事業隨之出現了一個短暫的繁榮期，報紙總數猛增，通訊社出現並蓬勃發展。可惜好景不長，1912年3月《民國暫行報律》的頒布，在新聞界引起了極大不滿。圍繞這一事件的鬥爭，表麵上看是新聞界為擺脫言論控製、爭取新聞自由而進行的鬥爭，並且取得了以孫中山表態否決此法為標誌的勝利，但實際上卻被封建軍閥所利用。不久，新聞界厄運橫來，報紙被封、報人被害的事件不斷出現，剛剛呼吸到一點民主空氣的新聞界又一次被封建專製的黑幕籠罩起來。據記載，民國初的500家報紙到1913年底隻剩下139種了。這些幸存的報紙有一半以上是五花八門的政黨報紙，它們勢如水火，互相攻訐不已。特別是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獨攬大權，稱帝之心日益暴露，對新聞界更是極盡收買或迫害之能事。政治形勢對新聞事業的發展極為不利，然而，正是在這一段非常時期，出現了中國新聞史上的第一批名記者。被稱為“民初新聞記者中的巨擘”的黃遠生，從時間上看，恰是“黑幕”上升起的第一顆明星。
作為一個專業記者，黃遠生以自己的新聞實踐改變了資產階級報刊以政論為主體的發展軌道。在此以前，無論王韜的《循環日報》，還是梁啟超的《時務報》、譚嗣同的《湘報》、嚴複的《國聞報》，都是以大張旗鼓地宣傳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政治主張而載譽中華，這些報刊的主辦人，都是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報刊政論家。而黃遠生首先以自己的實踐打破了這種單調的格局，在“末路”的新聞界開拓了一條新的道路。他前清做官時就“以餘力兼為報業”，到民國元年開始做專業記者，先後任北京《亞細亞報》、上海《東方日報》《時報》《申報》撰述或駐京記者，同時，在這些報紙和京滬兩地的其他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的新聞通訊。就《遠生遺著》四卷的內容來看，共收集文章239篇，新聞通訊就有172篇，占近四分之三的比例。這些作品陸續發表後，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從此，各報刊搶發通訊，青年知識分子當記者寫新聞蔚然成風。
說黃遠生是暗幕上的明星，還在於他勇於同強大的惡勢力進行抗爭，他生命的最後閃光體現出那個時代的進步與希望。本來，黃遠生在民初複雜的黨爭中傾向於進步黨，對袁世凱存有幻想。當袁世凱假惺惺地說什麼“某本有田園之樂，初無出山之想”時，黃遠生則真誠地寫文章說這是“大失政治家之態度”的，希望袁能為中華民國而“自重”。但是對於袁世凱獨斷專製的所作所為，黃遠生在不少文章裏也進行了無情的批評，他認為袁“能扶植個人勢力而不能執行國家之權力”，“顧其所為，乃專為有損於己，無益於國之事”，可謂一針見血。他甚至預見性地指出“吾國運命可以二言定之，蓋瓦解於前清而魚爛於袁總統而已”。後人稱讚他不但眼光遠，而且有膽量說話。隨著袁世凱稱帝野心一步步暴露，黃遠生對他的認識也一步步加深。當袁世凱帝製自為，企圖拉攏黃遠生為他搖旗呐喊時，黃遠生也寫過一些文章，但都是“似是而非”“不痛不癢”的。袁對此大為不滿，施於高壓之威、重金之利，迫其重寫。但是，已認清袁世凱本質的黃遠生，“到了緊要關頭，始終不肯遷就”，不肯“豎起降旗”。於是他逃離北京，在給友人的信中表明要“脫屣一切，誓將洗濯為人”，並在上海的《申報》《時事新報》上刊登啟事，再三申明與袁世凱的禦用報紙上海《亞細亞報》早已脫離關係，公開表示反對帝製。後來有人寫紀念文章，把他稱為“反袁之同誌”。然而十分不幸，正值而立之年的黃遠生剛剛邁開新生活的腳步，就在旅美途中被害了。人們惋惜、同情、憤慨之餘，分明可以看到他生命的最後閃光“燦爛而無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