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年代末，各種文學流派和文學風格的並存競爭無不為“革命”的“社會文本”所涵蓋，而“革命”話語本身也處於競爭的狀態中。1928年發生“革命文學”論戰時，“革命”的主流話語為“北伐”的高潮所籠罩，蔣介石天天在鼓吹“三民主義”、“知行合一”。如果在這樣的曆史語境中來看茅盾的“革命加戀愛”小說及其緊密聯係的“革命文學”的論戰，應當是更為真切而複雜的。如魯迅一再稱頌孫中山：“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一切，全都是革命。”從他對主流“革命”話語的某種認同來看，他在“大革命”之後的思想轉變，或可有一種新的理解。
對於這一時段的文學研究，我們需要呼喚雙重甚至多重視點，來觀察各種文學“革命”話語之間的衝突、滲透與互動。更為複雜的情況是，主流和非主流的“革命”話語不可能占據印刷文化的全部領地，在楚漢相爭之間存在廣闊的中間地帶，各種文學社團也以“革命”的名義開辟新的文學文化的空間。如1928年2月2日《中央日報》開辟“摩登”專欄，著重介紹西方現代主義文藝運動，連續刊登波特萊爾《惡之花》的譯詩，頗具象征意義。發表《摩登宣言》，明確聲稱“摩登者西文 ‘近代’ modern的譯音也。歐洲現代語中以摩登一語之含義最為偉大廣泛而富於魔力”。顯而易見，把國民黨稱作“摩登革命精神的產物”，固然在熱烈響應北伐革命，然而同時聲稱“摩登精神者自由的懷疑的批判的精神”，且以“能摩登與否為斷”作為評價國民黨的標尺，即與“革命”主流保持一定的距離。像這樣以“摩登”(即“現代”)為號召，廣義涵蓋了現代科學、物質文明與文學藝術，具精英性質，但與五四新文化著重思想上的激進批判不同，而旨在與世界現代主義接軌。繼“摩登”專欄之後，又開辟“藝術運動”、“文藝思想特刊”等專欄，撰稿者有田漢、徐悲鴻、沈從文、劉開蕖、潘天壽等，皆為滬上文藝界名流。
同樣是1928年，在葉淺予主編的《上海漫畫》創刊號上也刊有似是而非的戲嘲“革命”的文章。或如次年在《紫羅蘭》上的張春帆《紫蘭女俠》，也屬“革命加戀愛”的小說類型，雖是宣揚“三民主義”，但與國民黨“革命”主流不盡合拍。這種“印刷資本主義”的競爭機製，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說的，無不參與政治、民族的“想象共同體”的建構，而其中的商業機製所扮演的角色還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如《小說月報》屬商務印書館、《紅雜誌》和《紅玫瑰》屬世界書局、《半月》和《紫羅蘭》屬大東書局等，互相之間既是商業戰，為爭奪讀者群講究行銷策略，在意識形態層麵上則貫穿著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革命與都市的狂想曲，其間有融合也有衝突。胡誌德(Ted Huters)先生在最近一篇論文中揭示了20年代初商務印書館在試圖壟斷“共和國教科書”的過程中，是如何卷入五四“啟蒙”話語、教育機製與文化資本的，其對商業機製運作與現代性關係的分析發人深省。 近二十年來中國內地對於“鴛鴦蝴蝶派”文學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績，但還須把它從“商業性”的惡諡中解救出來，深入研究其與印刷資本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的關係。最近王斑在《曆史與記憶》一書中指出：“商品文學相對於主導政治文化的正麵意義，仍然可以討論，應該用較為辯證的方法揭示出其中的政治作用。”此論確屬睿見而及時。
茅盾的早期小說中女性形象滲透著“革命”的隱喻，因此本書的讀解不免陷入某種吊詭，即一方麵涉及後設的“正典化”詮釋，這似乎無法避免，但另一方麵在“革命”意識形態的複雜脈絡中——尤其與都市文化的關係——描述正典的曆史形成。所謂小說形式，不外乎結構、人物和情節等要素，而在“文化領域”中，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一書中所說的，須探究“轉化為形式和內容的主客體之間的辯證關係”。在他那裏，阿多諾對於貝多芬的詮釋被加以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