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阿多諾而言，貝多芬的作品呈現為一個定點，據此在其前後的音樂史將被評估。當然問題不在於天才的程度，而在於曆史發展自身的內在邏輯，在於一種形式可能性的累積，即使貝多芬受惠，也突然造成可能，意外地將所有未完成端點貫穿起來，使之得以最終的完成，填充迄今為止的空白，並使所有音樂原始材料中的潛力得以實現。
但在中國場景裏，這些要素受到有關民族主體及形式現代性預設的製約。本文探究茅盾早期小說中“形式”的構成、開展及其“時代性”概念的關係。想提的問題是：“時代性”或曆史意識是怎樣進入他的創作過程的？ 由於這些小說都寫“時代女性”，更為詭譎、棘手的問題是：這些女體是怎樣成為“時代性”的指符的？ 具體地說，圍繞小說敘述結構中女性身體的指符與時間框架、意識形態、都市文化、文學傳統與歐洲現代主義之間的關係，試圖揭示某種曆史過程的複雜性，其中交織著理論與寫作、藝術再現與作者生活經曆、社會及文學環境之間相互關係的圖像。須強調的一點是，正如盧卡奇指出，19世紀小說中的曆史意識，與其說是來自哲學家的曆史觀念的影響，毋寧說產生於那種“對於現實反應的共同特征，在曆史與文學中產生了相似的曆史意識的主題與形式”。茅盾提出“時代性”，主要是他自身麵臨的危機或是他想象中的政治與曆史困境的解決方式，不僅在理論上是他對曆史現實的美學反應的提煉和表述，而且標誌著在他的曆史小說創作中某種新的形式的誕生。但是當我們深入這一曆史過程，可發現其間充滿揶揄與反諷。因此本書更著重在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文學脈絡中探究這些形式要素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換言之即將“革命加戀愛”這一特定的長篇小說形式曆史化。這裏的“意識形態”更指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在20世紀20年代末由左翼作家引進文學批評領域並為茅盾所接受，給他的小說中女體與“曆史”性格的再現帶來新的動力。
有的研究者把茅盾的“曆史小說”指《大澤鄉》、《豹子頭林衝》等以曆史為題材的作品。文學史家如王瑤認為茅盾開創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現實主義”的“史詩”傳統，那是以《子夜》作為起點，《蝕》和《虹》並不包括在內。普實克把《蝕》和《虹》看作具有曆史小說特征，不僅表現當代史，且在形式上源自中國小說的“史詩”傳統，又推陳出新。在論及茅盾的“現實主義”及其“史詩”特征時，學者更發現其與盧氏小說理論核心的“整體性”(totality) 的聯係。對這一聯係作些探究，會有助於對茅盾及五四有某種深入的理解。那種把小說看作人與社會、主觀和客觀之間和諧的觀念，成為茅盾及其同代人的集體無意識，這種觀念的“隱型結構”更可追溯到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由是設定了小說改造社會、啟蒙國民的曆史使命。但從形式上來說，《蝕》和《虹》的寫作有著“新文學”自身的譜係，即切入“大革命”前後興盛起來的“革命加戀愛”小說的脈絡，與“西”式短篇小說及“舊”式言情傳統錯綜糾纏在一起；沒有這一番新舊長短的內部整合，還難以促成長篇小說的開展，這也是小說形式現代性的中國特色吧。事實上盡管後來“史詩”小說成為長篇小說的主流，但與“革命加戀愛”類型仍然有著牽絲攀藤的聯係，這一點近時得到較多的關注。
正應了王德威先生“沒有晚清，何來 ‘五四’”的金石論斷，在義無反顧地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方麵，茅盾可以說是梁啟超的忠實傳人，雖然在他的小說整體性預設中所孕育的卻是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某種中國翻版。然而茅盾的早期小說在他的創作生涯裏，屬曇花一現之異數，而那些“時代女性”形象之“特異”，恐怕在五四文學中也冠絕一時。她們的身體指符成為各種機製性力量整合較勁的再現場域，如此生動反映了現代文化變遷的一個關鍵時段，交織著文學和文化的複雜脈絡。在政治層麵上恰值國共分裂，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交相衝突和糾纏，階級權力結構重新組合，準備為民族主體的現代建構付出更為昂貴的代價；在思想層麵上出現了如茅盾所謂的“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的轉折，另一麵以都市為中心的現代主義風潮掀起異常的創造活力，爭相迸發頹蕩逸樂之花；在文學層麵上形成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過渡，而在茅盾自身的層麵上，其選擇文學而遭遇幸運之星，足令他終生無悔，而政治生命暫時沉埋幽晦，使他不免如古時的文臣，含放逐之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