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理性型的作家則不同。他們比較能把握自己的心態，自己的感情，比較善於在幕後操縱。他們能把自己放在一邊，站在一旁，清醒地、冷峻地分析時弊、解剖社會。不露聲色地寫出一個個人物，一篇篇作品，卻我字不照麵，讓你在文章中找不出一丁點兒他自己的痕跡。
還有一類作家（正是那種最能給自己定“日產額”的作家），嚴格地說，不是作家，而是匠人。他們既歸類不到感性型，也談不上是理性型，他們不是在寫作品，而是在“玩作品”。他們不在追求真、善、美和追求文學的真諦上下功夫，卻變著法子，在編排故事和情節上用氣力，怎麼邪乎怎麼編，怎麼能把人往死裏嚇怎麼編，這類作家，撐死了，也難以夠上三流作家。
有人認為，第二類作家是屬於高層次的，是成熟了的大家。因為他們能夠超越自我，因為他們能把個人的審美情趣和創作意識，自覺地轉化為一種使命意識。
我感到悲哀，看來我是永遠也成不了大家的了。我已認定自己隻能是屬於第一類的了。
真的，我沒有那麼偉大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我從不敢奢望自己的作品去承擔那力不從心的旁的任務。除了寫真情實感外，除了寫我眼中的太陽、我眼中的大地外，我不知道我還能寫什麼。我將永遠忠實於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良知！我也許永遠成熟不了—盡管我渴望成熟。
好在我還沒有把自己看得多粗多大，自我感覺多麼良好；好在我從來沒有指望過自己的作品不朽，自己去摘取那顆文學王冠上的鑽石。
在我的一生中，倘若能寫出一篇於人於世有益的作品，那自然是好事，那是我的造化。一旦意識到自己已經江郎才盡，再寫下去無異於在騙稿費、在謀財害命時，我會毅然決然地將我的禿筆扔到廁所裏去—絕不會賴在文壇上不走。
天地之大，哪兒混不上一口飯吃呢？
該結束了，可是我還要為“女強人”贅上幾筆。
不敢恭維，我對這“女強人”三個字，實在是“深惡痛絕”。為什麼一個女人，想幹點事，幹出點事，就要被強加一個“強”字；而男人們，假如也幹點事，也幹出點事，卻不稱他們為“男強人”呢？
女人，隻要一被冠上這個似褒實貶的“強”字，就注定要完蛋，就注定要討人嫌，惹人厭。我相信，沒有哪一個女人會樂意接受社會強甩給她們的這頂不懷好意的“高帽子”的。
其實，所謂的女強人，和一般婦女一樣，都是有血有肉，有一切女人的自然屬性的。她們都有一種天生的富於犧牲的精神，都能忘我地愛，執著地愛；都有女人的弱點，女人的煩惱，女人的眼淚，女人的辛酸……隻不過，她們可能少一些依附性，多一點獨立性，少一些女兒性、妻性、母性，多一點個性罷了。
中國社會的傳統心理，是隻許男人在女人的麵前表現個性，而不許女人在男人的麵前表現個性。憑什麼喲？天理何在！
曆史將證明，社會越進步，要求女人的質量就越高。高質量的女人標誌之一，就是具有充分的個性和自主精神。
曾幾何時，我也榮幸地接到過幾頂這“女強人”的高帽子，我當時差不多就氣沒了脈。敢情是這些慷慨送我帽子的人不認得我，要是他們看到我這個強人，不過是個一米五出頭，一陣風就能刮得東倒西歪的熊樣兒，他們保證就不會那麼大方了。
我討厭“女強人”這頂“砸死人不償命”的高帽子，今後若有哪個不識相的家夥再這麼喊我，恕我不再保持緘默。
拉拉雜雜地寫了這許多，這篇自傳簡直不像個正經玩藝兒—倒像是一篇隨意性極強的情緒散文了。
也罷，我本來對“自傳”之類就無甚興趣。我認為，讀者眼中有支筆，對於作家來說，他的讀者，他的作品，自會給他寫一個公平合理的“傳”的。
要求我這樣一個連自己的出生年月、籍貫都搞不清爽的人，去為自己寫傳，確實有點兒過分了。對於那些熱衷於打探作家的隱私—尤其是婚姻戀愛狀況的人們，我的這篇非驢非馬的文章，看來一定是不能使他們滿意了。
且不管別人滿意不滿意，人家對這篇濫竽充數的自傳怎麼看，關鍵是借這自傳，我寫了幾句真話，心裏話—圖個快活！
［鑒賞］
王英琦（1953~），安微壽縣人。當代女作家。著有散文集《熱土》、《戈壁夢》、《我遺失了什麼》、《漫漫旅途上的獨行客》、《美麗的生活著》等。
自稱“寫不出自傳的人”，寫出的自傳，卻更耐人尋味。
字裏行間，充滿了對人生的困惑，更充滿了對命運的抗爭。一個人來到人世間，卻不知所出何身，所生何時，所居何鄉，這是怎樣一種不幸啊！然而，不幸中之大幸，是這“地老天荒的孤獨與寂寞”，磨練出了一位意誌堅強的女作家。相比之下，我們身邊有多少幸運的人，又有什麼作為呢？
作者在談到她的文學觀的時候，尤其讓人敬佩。她不是那種隻深陷於自身不幸不能自拔的人。她說：“我想我會漸漸地將個人的憂患意識，轉化為對人民對祖國的憂患意識”，“要力求自己更多地寫一點對人民對社會有益的作品。”這些由衷地表白，顯示了作者博大的胸懷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表現她對生活，對社會，對人民充滿了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