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然要力求自己更多地寫一點對人民對社會有益的作品—既然我吃著國家的“皇糧”，搖著公家發給的圓珠筆。
我想我會漸漸地將個人的憂患意識，轉化為對人民對祖國的憂患意識的，我想我會不斷地克服自我障礙，不斷地走向自我完善的—也許那是一個永遠達不到的境界。
我已經從許多被生活虧待了的人身上，學會了熱愛生活。
30歲之前，我一直把文學看成是生命的第一需要，看成是救生圈和唯一的支點。我把我的情愛和時間全部獻給了她—獻給了我心靈祭壇上的文學女神。
在為她獻身的信念鼓舞下，我安然無恙地度過了通常是紛亂撩人的“少年維特”的危險期，鎖住了青春少女情竇初開時的一顆不平靜的春心……
我把自己關在那春風不度的不到三平方的小鬥室裏，年年複年年，月月複月月，用女性的虔誠和堅韌，為得到文學女神的青睞，忘我地耕耘著，拚搏著。
在經曆了多少次屢投屢退的打擊後，在差不多已經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文學女神終於動了惻隱之心，終於向我垂青了。
作品，一篇篇地發表了……
韶光，卻在一年年地溜去……
當我意識到這一點時，我已是人屆三十了。
哦，文學女神—我心中的女神，此時仍是那樣的風度如昔，魅力逼人，而我，卻已是紅顏不再，青春之樹開始凋零了……
是一個難眠的風雨之夜。我突然想到，我這是何苦來呢？這樣地把青春搭上了，把命豁出去了，為的是那般呢？是圖一個虛名，還是希望不朽？縱使到了我離世歸天的那一天，能夠著作等身又有什麼實際意義呢？虛名，或許是撈到了，但實在而內涵豐富的人生卻一點沒有，這一輩子活得多麼發飄，多麼窩囊嗬！
既然我本來就失去得夠多的了，得到的又太少，我為什麼還不首先去追求那失去的？我為什麼還不盡量去豐富自己，豐富生活？卻讓文學這該死的，占了我生命的全部？
思想起來，人往往都有逆反心理。得到的，便感到稀鬆平常，得不到的，卻倍覺珍貴。
我就常聽到一些女朋友對我說：我要是像你那樣，能寫散文、小說，能在事業上與男人爭一個短長就好了，我寧願不要家，不要丈夫、孩子！
我正好與她們相反。我曾在一篇小說中，借女主人公的話，表達了我的心聲：假如生命重新開始，假如人生能有第二次，我將再不願走“女強人”和事業婦女的路了。這條路實在是太長了，太累了，太艱難了。我將要做一個平凡的女工，普通的女職員，我將把我的人生搞得實實在在，我要體驗和享受一個女人應該體驗和享受的一切！
這絕不是矯情—可惜我徹悟得太晚了。
我發現，即便是有些人生經曆豐富的，誓要在文學上頭幹出一番大名堂的作家們，也往往都把生活看成是第一性的，把寫作當成生活的一個部分。他們處理起生活與寫作的關係來，真是兼容相濟，遊刃有餘，什麼也不耽誤。
他們是聰明的。他們知道，一個作家，假如整天像個苦行僧，除了文學，無複其他生趣的話，那麼這個作家，也注定成不了氣候的。
生活是第一性的，文學是第二性的—我總算明白過來了。這正像物質永遠是第一性的，精神永遠是第二性的一樣。
我算服了那樣一些作家：像工廠定日產額一樣，每天給自己規定二千字的寫稿任務，隨後，一杯濃茶一包煙，在吞雲吐霧之中，消消停停地爬格子。一個長篇或是一個中篇幹下來，啥事也沒有，既不見掉膘，也沒見熬成紅眼虎。
他們怎麼有那樣大的內控力？怎麼能那樣理智地寫著—不是說，作家最感情用事嗎？寫作時往往都要發神經病的嗎？
跟他們相比，我很慚愧。
別說長篇至今不敢染指，就是寫個幾萬字的中篇，抑或是寫個小散文，也往往累得半死不活，像被扒了一層皮，要了壽命一樣。
這是怎麼搞的呢？莫非我真是天生頑愚，缺乏才氣？我感到，我在寫作時，不僅僅是大腦，而是渾身每一個細胞都在寫著，每一個分子都在運動著。最煩人的是，我總是不能保持心緒的平靜，總是一寫起來就容易衝動，不是肝火上升，就是鼻子躥血，再不就是吃不下飯睡不好覺。這使我十分惱火，我哪架住這般熬損呀，長此下去，我的小命就要報銷在這文學上頭了。
後來我知道了，原來作家也分兩種。一種是偏感性心理結構的，一種是偏理性心理結構的。
偏感性型的作家，一般主體意識較強。在作品中，總是不斷地將自我帶進去，摻雜很強的個人色彩，總是以真情打動自己，包括打動讀者。正是易動真情，這類作家在寫作時，就沉不住氣，就往往像要害病一樣。他們是經過內心爐灶的燃燒，經過和主人公同生共死，才將作品寫出來的，不用說，他們的作品，必然有他們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