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整個小學、中學時代，語文成績都一直執全班的牛耳。每逢作文課，我像小孩過節一樣地高興。這種情況，除了我本身的素質外，多少還與我的養父有關。
我的養父是一位集老實、溫和、敦厚、慈祥於一身的人。他早年是汽車司機，後來改做工會工作。由於做得出色，一九五七年曾參加過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工會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他是一個極有意思的老人。平時話不多，關鍵時刻卻常急中生錯，給你來幾句含混不清、用詞不當的話語，弄得你哭笑不得，不知所雲。他能因洗一雙襪子，急得磨破手；也能因候一張電影票，在影劇院門口頑強地泡上兩小時。他的衣服，十之八九是反穿的，他的鞋帽手套之類常常不翼而飛，飛到別人的身上。他最喜歡聽京劇、聽相聲，他最恨吳儂軟語（尤其是越劇）、外國影片。他對民間大鼓有著不衰的興趣，常夾著個小板凳，跑去擠在一班老頭子老太婆之中，有滋有味地聽著。他從無撫弄花鳥的閑情逸致，卻對鬥公雞、掏蟋蟀有著一份遲暮的激情。他很嗜好字畫，不僅自己愛塗塗抹抹，還常揣上煙去求人家，有時弄回一些末流書畫家的字畫，他也正經八百地不惜高價給裱上，氣得我常大呼小叫。他一直說要去釣魚，煞有介事地做了許多條魚竿，硬是惹得我饞涎欲滴。可就是沒見他動真格兒地去釣上一回，一條。
我的作品，他總是百看不厭，一邊看一邊嘖嘴：“不容易呀，不容易……”不管《李清照》電影外麵怎樣議論評價，他老人家認定寫得好，一氣看了六遍還不煞渴，還說，若再放，他還要再看。
他的口袋裏、包裏，總是要揣上兩篇我的近作。一逢上熟人，他就拿出來：“看，我女兒又發表新作了。”讓人家看看標題後，他就又放回包裏，然後還是那句老話“不容易呀……”也不怕有自吹之嫌。
有一次，他不知從哪張小報上看到對我的一篇文章提出了非議，氣得目斜口歪，一到家就對我說：“給我稿紙，我也要寫篇文章駁他！”他還真寫了，勸也勸不住，一直寫到半夜，才見他累得氣哼哼地上床。第二天一早拿給我看，讓我毫不客氣地給斃了。老爺子開的什麼國際玩笑，評論文章竟是用的詞不達意的舊律詩寫成的！
難得他老人家一生貧寒，隻上過幾年私塾，後來竟自學得對曆史、古典文學頗有一點兒造詣。我小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唱詩”。他常愛戴著缺了一條腿的老花鏡，捧著本豁了邊的線裝古書，在那裏搖頭晃腦、自鳴得意地吟哦著、背誦著。及至我長大了，才知道他看的多半是些山水詩和邊塞詩。他對婉約派和花間派不感興趣。
我也慢慢地跟著他背些唐詩宋詞了。並且能把家中的一些《東周列國誌》、《隋唐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看得津津有味了。
雖然我從來堅信，作家不是培養出來的，但一定的環境熏陶，也還是有潛移默化的作用的。我的後來操起了文學的營生，是不是多少說明了這一點呢？
由於從小沒有兄弟姐妹，沒有親朋好友，跟著一個老爺爺一樣的老父親長大，我沾上了點孤僻和不合群的毛病。盡管我天性外向、活潑、愛群，但命運和遭際卻迫使我不得不內向起來。這使我常常感到痛苦萬狀。這種“假內向”，是有悖我的個性和氣質的，是環境強加給我的—是一種病態和不正常，加之我又偏偏吃上了文學這碗飯，更是平添了幾許煩惱，幾多憂愁……
雖然說，苦難，往往是造就作家的搖籃，不幸，對於作家也許是萬幸，但我還是擺脫不了那種地老天荒的孤獨感和寂寞感。
我從不信，“結婚”會有那麼大的威力，能祛除一切，能把我三十二年所失去的東西全部補償給我。我不相信，一個男人（特別是那些“質量不過關”的男人），能有那麼博大的胸懷和深廣的愛，能將世界上的所有愛—父愛母愛，兄弟姐妹之愛，全部帶給我。
因為不相信男人，也因為這孤獨寂寞無處排遣，我便拚命地往外跑，像個“天涯浪女”一樣，忽兒大西南，忽兒大西北，名曰體驗生活，實則多半是為了尋求一種解脫。
我也偶爾在作品中找發泄，以求內心平衡。人，隻有在保持內心平衡的時候，才能談得上從事其它。這正像隻有先讓一個窮小子吃飽肚子，才能讓他去談情說愛一樣。
可是，有人卻對我說，歡樂可以與人共享，痛苦卻要留給自己。他說得那般輕巧，使我不由得懷疑，他的一生也許沒有一絲兒陰翳。
可惜我沒有那麼崇高，那份涵養。我既然把文學當成了唯一的心靈密友，當成了終生相許的情人，我為什麼不能對它傾吐衷腸，從而得到一點可憐的慰藉呢？
而且我願意相信，歡樂向人們展露，那是不太困難的，是愉悅的。但是痛苦，能夠見諸於文字，昭然於天下，卻是不太容易的，是需要相當的真率和勇氣的。因為痛苦，往往是最個人的，最難以啟齒的，最凝重的。
不過，那種無窮盡地寫自己的小災小難、小恩小怨的人，那種恨不能將自己扒開，將自己所有的隱私都抖出來，作為廉價賺取一部分讀者胃口的所謂“作家”，也是我所不齒的，那不僅無聊，而且無恥！文學，畢竟應該是聖潔的，那種沒出息的圖窮匕首見的作法，除了隻能證明作者本身的空虛和氣數將盡而外，還能說明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