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住高級知識分子一說是不錯的。解放前，能夠躋身大院並住進小洋樓的華人，全部為協和醫院的專家教授。我國著名的外科專家黃家駟教授，就住在第41號樓，我小時聽說他是英國皇家醫學會在中國的唯一會員。還有我國著名的婦產科專家林巧稚大夫，住在第28號樓。有故事，說是解放前，凡有病人找到林府上，即使是衣衫襤褸的窮人，林大夫也一律不讓門衛擋駕，而是免費診治，有時還施以錢財，致使京城遍傳林巧稚美名。
大概是因為這些因素，老北京的平民百姓，過去從這院門口走過時，都是懷了敬畏之心的。久而久之，百姓們的嘴上便約定俗成了對它的稱謂—“協和大院”。
這稱謂一直沿襲到現今。
解放後，黃、林二位仍住在這裏，其他教授們也仍住在他們各自的小樓中。那時的等級依然是森嚴的，正教授，即一二三級教授者，可以住一座一座的帶有木頂涼台的獨樓，這樣的獨樓共有七座。副教授，即四五六級教授者，則隻能住連成一片的有涼台而無木頂的聯樓，雖然叫聯樓其實也是各個獨自成一統的小樓，不過外在的建築結構連在一起罷了。
我有幸住進這樣一座大院中，托福於我父親。那時我父親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一個下級軍官，他所在的部隊恰巧是北平和平解放後接管協和醫院的部隊。1955年，這批軍隊幹部全部脫下軍裝，留在了協和醫院和中國醫學科學院係統。
當時的這批幹部們也逐漸變得拖家帶口，住房成了問題。但這支紀律嚴明的部隊於教授們的洋樓秋毫無犯，隻在大院後邊辟出一片荒地，蓋了一座四層的宿舍樓和三排平房。這些磚木結構的新建築自然遠遠比不上泰國優種稻米灌漿、菲律賓上等木板鋪地的小洋樓舒適高級，但軍隊幹部們從軍政委到小排長，沒有一人搶占教授小樓，這種狀況差不多一直保持至“文化大革命”。
我家住的是三排平房中的兩間，門前也盤了一個葡萄架。父親那時在做醫科院的組織人事工作，經常出入各個小樓的教授家門，我有時也跟著，便得以窺見小洋樓內的高級陳設。其實小樓們對父親來說並不陌生，解放前夕，父親和他的共產黨員同學們，就曾接受地下黨的指派，以進步學生身份進入一座座小樓內，做教授們的爭取工作。有一回，他當年的一位同學來家，還感慨地說起某次到××教授家去，教授請他們吃草莓冰淇淋的情景。我的父親卻從未說起過那段輝煌的曆史，他始終對教授們彬彬有禮。
他的遷居大院的部隊戰友們也都始終對教授們彬彬有禮。雖然他們之中有的人文化水平不算高，但他們都用嚴明的紀律約束著自己和家屬，盡量遵從著這座學者大院的文明傳統。我還清楚地記得，一次從幼兒園歸來，我和小朋友們站在林巧稚大夫家門前的花圃看花，有一個小女孩忍不住想去掐一朵極美麗的薔薇，恰巧被林大夫看到。一生酷愛鮮花的林大夫生氣地製止了她，我代那個小女孩認了錯。那一年，我也就六歲，以後，我們一群孩子再沒有傷過大院的一花一葉。
我上小學那一年，我們家突然成為全院最矚目的家庭。那是1961年，我哥哥以優異成績考取了在北京排第一的男四中，這在大院眾多的孩子中是絕無僅有的，這很使我父親光彩了一陣子，後來我的學習成績也很好，大院裏有十個男孩女孩與我同班，我的成績總是穩穩地排在前一二名之位，令那些教授的孩子們自歎弗如。我的小心眼兒裏便也存一個願望，希望到我考中學時，能考入在北京排第一的女校師大女附中，使我們家再度光彩一次。可惜後來碰上了“文革”，使那願望成了泡影。
不過坦白地說，我那時可真不用功，隻知道瘋玩。
大院的花草樹木最令我著迷。每年春天，陽曆三月中旬開始，我們一群孩子便天天跑到大院門口去盼望杏花。那裏有一棵一抱粗的老杏樹，不知是地氣還是天光緣故，年年都是它最早抖擻起密密匝匝的花骨朵，在寒風中便綻出淡粉色的小花。每年每年，當我們一連企盼數日，終於發現老杏樹的花枝上出現一朵、兩朵小花時，便一個個驚喜得大叫大跳，在大院裏飛奔開，告訴每一個碰見的大人和小孩：
“老杏樹花開啦，春天羅！”
記得每個大人，不管是教授們還是幹部們，全都衝我們點頭微笑，仿佛我們就是那杏花，就是那春天。等如今我已長大成人，重新揣度從前那大人們的心態時，益發體味出成人的那種對不曾留意的春天猛然蒞臨的欣喜。
那棵老杏樹，一定是協和大院眾花樹的精神領袖。從它的花朵綻開之日起，我們大院便一年鮮花不斷了。第二棵開花的是黃家駟教授樓前的那棵“中年”杏樹，而第三棵則必定是29號樓旁邊的那棵“青年”杏樹。這三棵杏樹罷了，就是雪白的梨花了。大院裏隻有一棵梨樹，每年結不結梨印象不深了，那隨風飄曳的冰清玉潔的梨花，卻永遠地刻在了我的記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