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腦悶氣喘，腿軟得不行。不過50分鍾還是爬上去了，最後一個到達，並且拒絕了女士們的攙扶。
可是這裏有什麼呢？傈僳族山寨所坐落的這段山腰，打個比方吧，就像一個住高樓的人家一打開門，前麵就是一個沒有欄杆的陽台。不比陽台寬，隻需兩步就會滾下山腰跌進大峽穀，而怒江，就日夜不停地洶湧地在下麵等著。雞和小孩正在這沒欄杆的“陽台”上跑來跑去，狗待在更安全的地方叫著。
黑黝黝的木樓，一樓住著豬和牛以及它們的糞便和臭氣；二樓住著傈僳族的人們還有火塘。遠處更高的山坡上，就勢辟出一塊塊的種包穀的地，大的有半個籃球場，小的也就是個三秒區；你很難相信這些巴掌大的陡坡，就養活著傈僳人的身家性命。
水呢？
仰首在天上，在天空中那些雲的臉色裏；低頭在穀底，在怒江千年萬載奔流不息的巨大洪流中。兩個都夠不著，卻都離得仿佛很近，像是上帝在懲罰那位抬頭吃不上果子低頭喝不上水的神，饞著你。傈僳人啊，包穀啊，是什麼力量把你們逼到這樣尷尬的生存絕境裏的呢？又是什麼力量使你們在這樣比“吃土豆的人”更艱難的環境裏頑強生存呢？
（現在我願意招認，並在招認中求得寬諒：由於我的淺薄無法洞悉曆史的罪過，也由於我找不出答案，更由於我雖然號稱詩人而實質上並未擺脫世俗的傲慢與偏見，我的腦子裏當時抖落出“落後民族……”這樣的詞。它一閃，我就感到這樣簡單的結論是專橫的，非人的，但是為這樣的東西羞愧卻是今天的覺悟。）
居高而臨下，傈僳人世世代代正是這樣生活的，生活在數百米的陡坡上，懸在空中，守望著這座巨大的空寂的僅次於科羅拉多的大峽穀。
這就像是一座空劇場，劇中人坐在包廂裏，看著本該自己去演出的劇目，沒有觀眾。
演出者觀看一出不可能開場的戲，那麼他（她）們守望和等待的究竟是什麼呢？
一個民族的這種生存態勢令人不寒而栗。是誰把這麼重大的一個有關人類生存的哲學命題如此強烈地推在了這些茫然無知的人們身上了呢？碗裏有煮包穀粒，牆上有棄置不用的發黑的弓弩，而幾百米之下，怒江峽穀上的亞碧羅橋靜靜地期待著，在峽風中抖動著鐵鏈……彼岸正是峽穀的另一麵。
這時，大美人兒出現了—她的狗正狂吠時，木樓的一角處出現了她。她僅僅用手勢便製止了那凶猛的狗，然後對我們歉意地嫣然一笑。她衣衫襤褸，而且還戴了一頂舊式布軍帽。她的身上幾乎是布滿了孩子—手裏牽了一個，胸前奶著一個，背後係著一個。但是正是在這樣一個被貧困、落後、蒙昧緊緊圍困著的女體上，遮掩不住的光芒似地閃出了美的力量。
隻需一眼，你便可以認定她是美的。
然後當你坐進她一貧如洗的家裏，麵對惟一的木床和火塘裏的灰燼，你望著她和她的孩子，語言不通，眼睛黑亮。她非常自然和安詳，仿佛這一切都屬於她而其實並不屬於她，她似乎屬於另一世界，這些都是借來的，暫時的。
她很少說話，隻是有時微微一笑。但是你能感到她對一切都是理解的，完全懂得，因為從她美麗的眼睛裏，流露出坦然的端莊和自然。她那最大的小女孩隻有五歲，躲在她身後，她好奇而又害怕。她輕聲地對她耳語，鼓勵她。
我們既不是出於憐憫也不是降低標準，應該承認，她的確是天生麗質。關於這一點，我們同行的三位分別來自廣州、北京、成都的年輕女作家都承認，雖然她們也都各具風采，而且穿戴得光彩照人，但是她們說：“思蜜紐才是天生麗質。”
思蜜紐就是她的名字，她23歲已經生了三個孩子。
最大的那個女孩叫胡蜜花，五歲，睜著一雙新奇略帶恐慌的黑亮大眼睛。那眼睛，即使在最昏暗的角落裏也能發出光亮！這個小姑娘正是她母親的原型，對照著一看，你就明白血統中的美麗是怎樣承襲的，美這種價值連城而又無法購買的品質是怎樣對一些人高度吝嗇卻在另一些不太需要它的地方默默浪費著……胡蜜花真是可愛得令人心酸呀。
我想開玩笑，但是我知道我開的玩笑是真的願望。我說，把這個小姑娘帶走吧，你們可以代表命運，給她一個全新的世界！用最好的文化教育她，讓她隔兩年換一座城市，領略整個中國的風土和文明，像栽培一棵好樹苗那樣，像科學家進行某種試驗那樣，胡蜜花將會成長為一個什麼樣兒的人呢？
讓她改變命運，擺脫她母親留給她的生活軌道，當然僅僅是我們這些外來人的假想，沒什麼實際意義。但是這種假想刺激了我們的想象力，小姑娘的聰明可愛又為這些想象力提供了無窮的可能性。
無疑，她會長成一個出類拔萃的驕傲美人兒，會使京華子弟為之傾倒。她舉止高雅，天份獨具，以她的聰明興許是個美麗的天才也保不定，沒準兒正是一個時代的奇葩呢！那時她長大了，她會說“我生在怒江峽穀，我其實是傈僳人！”這會使她更神、更有魅力。
我們就這麼作著“解救”胡蜜花的白日夢，完全不著邊際，一廂情願，但卻興高采烈跟真的一樣。胡蜜花呢？睜著一雙大眼驚奇地望著我們，有時也跟著笑起來，笑得很好看。她不知道我們在說些什麼，但她知道我們說的事跟她似乎有關，她專注地聽著，但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