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內蒙的同誌說,除青塚外,在大青山南麓還有十幾個昭君墓。我們就看到了兩個昭君墓,另一個在包頭市的黃河南岸。其實這不是一個墳墓,而是一個古代的堡壘。在這個堡壘附近,還有一個古城遺址。

王昭君究竟埋葬在哪裏,這件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多的昭君墓。顯然,這些昭君墓的出現,反映了內蒙人民對王昭君這個人物有好感,他們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鄉。

然而現在還有人反對昭君出塞,認為昭君出塞是民族國家的屈辱。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因為在封建時代要建立民族之間的友好關係,不能像我們今天一樣,通過各族人民之間的共同的階級利益、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主要的是依靠統治階級之間的和解,而統治階級之間的和解又主要的是決定於雙方力量的對比,以及由此產生的封建關係的改善。和親就是改善封建關係的一種方式。當然,和親也是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出現的,有些和親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沒有任何被迫的情況存在。如果不分青紅皂白,隻要是和親就一律加以反對,那麼在封建時代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可以取得民族之間的和解呢?在我看來,和親政策比戰爭政策總要好得多。

遊牧民族的搖籃。

我們在內蒙西部沒有看到的塞外風光,在內蒙東部看到了。當我們的火車越過大興安嶺進入呼倫貝爾草原時,自然環境就散發出蒙古的氣氛。一幅天蒼蒼野茫茫的畫麵出現在我們的麵前了。

正像大青山把內蒙的西部分成南北兩塊,大興安嶺這一條從東北伸向西南的廣闊的山脈也把呼倫貝爾草原分割為東西兩部。山脈的兩麓被無數起伏不大的山穀割開,從山穀中流出來的溪水,分別灌注著大興安嶺東西的草原,並在東部彙成了嫩江,在西部彙成了海拉爾河。海拉爾,蒙古語,它的意思就是流下來的水。

海拉爾市雖然是一個草原中的城市,但住在這個城市裏,並不能使我們感到草原的風味,隻有當我們從海拉爾乘汽車經過南屯前往錫尼河的這條路上,才看到真正的草原風光。在這條路上,我第一次看到這樣平坦、廣闊、空曠的草原,從古以來沒有人耕種過的、甚至從來也沒有屬於任何個人私有過的草原。沒有山,沒有樹木,沒有村落,隻有碧綠的草和覆蓋這個草原的藍色的天,一直到錫尼河我們才看到一些用氈子圍起來的灰白色的帳幕,這是布列亞特蒙古族牧人的家。我們訪問了這些牧人的家,在草原上度過了最快樂的一天。

當然不是所有的草原都像錫尼河一樣的平坦。當我們從海拉爾前往滿洲裏的路上,我們就看到了一些起伏不大的沙丘;而當我們從滿洲裏到達賚湖,從達賚湖到紮賚諾爾的路上,也看到了一些坡度不大的丘陵在地平線上畫出了各種各樣的柔和的曲線。

呼倫貝爾不僅在現在是內蒙的一個最好的牧區,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最好的草原。這個草原一直是遊牧民族的曆史搖籃。出現在中國曆史上的大多數遊牧民族:鮮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這個搖籃裏長大的,又都在這裏度過了他們曆史上的青春時代。

根據《後漢書·鮮卑傳》所載,鮮卑人最早的遊牧之地是鮮卑山。他們每年“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鮮卑山、饒樂水究竟在哪裏,曆來的史學家都沒有搞清楚。現在我們在紮賚諾爾附近木圖拉雅河的東岸發現了一個古墓群。據考古學家判斷,可能是鮮卑人的墓群。如果是鮮卑人的墓群,那就可以證實早在兩漢時期鮮卑人就遊牧於呼倫貝爾西部達賚湖附近一帶的草原。

對於早期鮮卑人的生活,曆史文獻上給我們的知識很少,僅說鮮卑人的習俗與烏桓同。而當時的烏桓是一個以“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但已“能作弓鞍勒,鍛金鐵為兵器”的遊牧民族。我們這次在呼和浩特和海拉爾兩處的博物館,看到紮賚諾爾古墓中發現的鮮卑人的文物,其中有雙耳青銅罐和雕有馬鹿等動物形象的銅飾片。又有樺木製的弓、樺樹皮製的弓囊和骨鏃等等,隻是沒有發現角端弓。又《鮮卑傳》謂鮮卑於建武二十五年始與東漢王朝通驛(當作譯)使,這件事也從墓葬中發現的織有“如意”字樣的絲織物和漢代的規矩鏡得到了證實。

史載契丹人最初居在鮮卑人的故地,地名泉羅箇沒裏,沒裏者,河也(《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錄)。這條河究竟在哪裏,不得而知。最近在紮賚諾爾古墓群附近發現了契丹人的古城遺址,證明契丹人也在呼倫貝爾草原東部遊牧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