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兒子在旁邊，垂頭喪氣，精神不好，晚飯隻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著他小聲說：“他怎麼辦呢？”他當時在安徽山區農村插隊落戶已經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沒有人管，生活上不能養活自己，而且因為是我的兒子給剝奪了好些公民權利。他先學會沉默，後來又學會抽煙。我懷著內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後悔當初不該寫小說，更不該生兒育女。我還記得前兩年在痛苦難熬的時候她對我說：“孩子們說爸爸做了壞事，害了我們大家。”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沒有出聲，我把淚水全吞在肚裏。她睡了一覺醒過來，忽然問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說：“不去了。”就是那個“工宣隊”頭頭在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幹校，就留在市區。他還問我：“你知道蕭珊是什麼病嗎？”我答說：“知道。”其實家裏瞞住我，不給我知道真相，我還是從他這句問話裏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動身去醫院，一個朋友和我女兒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車來。她顯得急躁又有些留戀，東張張，西望望，她也許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這裏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塊大石頭。
將近二十天裏，我每天去醫院陪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著她，同她短短地談幾句話，她的病情惡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卻一天天大起來，行動越來越不方便。當時病房裏沒有人照料，生活方麵除飲食外一切必須自理。後來聽同病房的人稱讚她“堅強”，說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掙紮著下了床走到廁所。醫生對我們談起，病人的身體經不住手術，最怕她的腸子堵塞，要是不堵塞，還可以拖延一個時期。她住院後的半個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來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時間，是我和她在一起度過的最後的平靜的時刻，我今天還不能將它忘記。但是半個月以後，她的病情又有了發展，一天吃中飯的時候，醫生通知我兒子找我去談話。他告訴我：病人的腸子給堵住了，必須開刀，開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許中途出毛病。但是不開刀，後果不堪設想，他要我決定，並且要我勸她同意。我做了決定，就去病房對她解釋，我講完話，她隻說了一句：“看來，我們要分別了。”她望著我，眼睛裏全是淚水，我說：“不會的……”我的聲音啞了。接著護士長來安慰她，對她說：“我陪你，不要緊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時間很緊迫。醫生護士們很快作好了準備，她給送進手術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術室門口的。由兒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兒子還在她的身邊守過一個夜晚。過兩天他也病倒了，查出來他患肝炎，是從安徽農村帶回來的。本來我們想瞞住他的母親，可是無意間讓他母親知道了。她不斷地問：“兒子怎麼樣？”我自己也不知道兒子怎麼樣，我幾乎要叫出聲來：“一切都朝我的頭打下來吧，讓所有的災禍都來吧，我受得住！”
我應當感謝那位熱心而又善良的護士長，她同情我的處境，要我把兒子的事情完全交給她辦。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檢查，讓他很快住進別處的隔離病房，得到及時的治療和護理。他在隔離房裏苦苦地等候母親病情的好轉。母親躺在病床上，隻能有氣無力地說幾句短短的話，她經常問：“棠棠怎麼樣？”從她那雙含淚的眼睛裏我明白她多麼想見她最愛的兒子。但是她已經沒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給輸血、打鹽水針，她看見我去，就斷斷續續地問我：“輸多少CC的血？該怎麼辦？”我安慰她：“你隻管放心，沒有問題，治療要緊。”她不止一次地說：“你辛苦了。”我有什麼苦呢？我能夠為我最親愛的人做事情，哪怕一件小事，我也高興！後來她的身體更不行了。醫生給她輸氧氣，鼻子裏整天插著管子。她幾次要求拿開，這說明她感到難受。但是聽了我們的勸告她終於忍受下去了。開刀以後她隻活了五天，誰也想不到她會去得這麼快！五天中間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她在受苦（我是設身處地感覺到這樣的），可是她除了兩三次要求搬開床前巨大的氧氣筒，三四次表示擔心輸血較多，付不出醫藥費之外，並沒有抱怨過什麼，見到熟人她常有這樣一種表情：請原諒我麻煩了你們。她非常安靜，但並未昏睡，始終睜大兩隻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著，望著，好像在望快要燃盡的燭火。我多麼想讓這對眼睛永遠亮下去！我多麼害怕她離開我！我甚至願意為我那十四卷“邪書”受到千刀萬剮，隻求她能安靜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