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聽周信芳同誌的媳婦說，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經常被打手們拉出去當做皮球推來推去，打得遍體鱗傷，有人勸她躲開，她說“我躲開，他們就要這樣對付周先生了。”蕭珊並未受到這種新式體罰。可是她在精神上給別人當皮球打來打去。她也有這樣的想法，她多受一點精神折磨，可以減輕對我的壓力。其實這是她的一片癡心，結果隻苦了她自己。我看見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見她的生命之火逐漸熄滅，我多麼痛心。我勸她，安慰她，我想把她拉住，一點也沒有用。
她常常問我：“你的問題什麼時候才解決呢？”我苦笑地說：“總有一天會解決的。”她歎口氣說：“我恐怕等不到那個時候了。”後來她病倒了，有人勸她打電話找我回家，她不知從哪裏得來的消息，她說：“他在寫檢查，不要打岔他，他的問題大概可以解決了。”等到我從“五七幹校”回家休假，她已經不能起床。她還問我檢查寫得怎樣，問題是否可以解決。我當時的確在寫檢查，而且已經寫了好些次了。他們要我寫，隻是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麼能理解呢？
這時離她逝世不過兩個多月，癌細胞已經擴散。可是我們不知道，想找醫生給她認真檢查一次，也毫無辦法。平日去醫院掛號看門診，等了許久才見到醫生或者實習醫生，隨便給開個藥方就算解決問題。隻有在發燒到攝氏三十九度才有資格掛急診號，或者還可以在病人擁擠的觀察室待上一天半天。當時去醫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難，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車來，讓她坐在車上，他慢慢地推著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輪車去，看好門診回家，雇不到車，隻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來，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隻得請求行人到我們家通知，她一個表侄正好來探病，就由他去背了她回家。她希望拍一張X光片子查一查腸子有什麼病，但是辦不到。後來靠了她一位親戚幫忙，開後門兩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腸癌。以後又靠朋友設法開後門住進了醫院。她自己還很高興，以為得救了。隻有她一個人不知真實的病情，她在醫院裏隻活了三個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滿了，我又請過兩次假留在家裏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個月。我看見她病情日趨嚴重，實在不願意把她丟開不管，我要求延長假期的時候，我們那個單位一個“工宣隊”頭頭逼著我第二天就回幹校去。我回到家裏，她問起來，我無法隱瞞，她歎了一口氣，說：“你放心去吧。”她把臉掉過去，不讓我看她，我女兒、女婿看到這種情景自告奮勇跑到巨鹿路去向那位“工宣隊”頭頭解釋，希望他同意我在市區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個頭頭“執法如山”，還說：“他不是醫生，留在家裏有什麼用處！留在家裏對他改造不利。”他們氣憤地回到家中，隻說機關不同意，後來才對我傳達了這句“名言”，我還能講什麼呢？明天回幹校去！
整個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個插隊落戶的兒子在我們房間裏出現了，他是昨天半夜裏到的。他得到家信，請假回家看母親，卻沒有想到母親病成這樣。我見了他一麵，把他母親交給他，就回幹校去了。
在車上我的情緒很不好。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在幹校待了五天，無法同家裏通消息。我已經猜到她的病不輕了。可是人們不讓我過問她的事，這五天是多麼難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幹校的造反派頭頭通知我們全體第二天一早回市區開會。這樣我才又回到了家，見到了我的愛人。靠了朋友幫忙她可以住進中山醫院肝癌病房，一切都準備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麼希望住院前見我一麵，我終於回來了，連我也沒有想到她的病情發展得這麼快，我們見了麵，我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她說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說：“你安心治療吧。”她父親也來看她，老人家雙目失明，去醫院探病有困難，可能是來同他的女兒告別了。
我吃過中飯就去參加給別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會，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人，其中有一個我的熟人王若望同誌，過去，也是作家，不過比我年輕。我們一起在“牛棚”裏關過一個時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肯聽話，他貼出大字報，聲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給捉去關了一個時期不算，還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監督勞動。在會場裏我一直在做怪夢。開完會回家，見到蕭珊我感到格外親切，仿佛重回人間。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講話，偶爾講一句半句，我還記得她講了兩次：“我看不到了。”我連聲問她看不到什麼？她後來才說：“看不到你解放了。”我還能回答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