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興起，帶動了很多城市的繁榮，正有前文“無徽不成鎮”之說。現代學者曹聚仁說：“揚州成為世界城市，有一千五百年光輝的曆史，比之巴黎、倫敦更早。它是我們藝術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臘、羅馬而無愧色。”支撐揚州繁華的基礎是什麼，是鹽務和漕運，而這兩項業務基本都由徽商壟斷，“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直到現在，揚州的說書人還有“這揚州城原是徽州殖民地”的說辭，揚州人以自己祖籍徽州而引以為榮。蘇北的儀征、淮安等地由於鹽業市場的繁榮也曾“舟楫停阜，望之隱約城郭”。徽州大學者胡適在他的自傳中寫道：“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隻是個村落。徽州人住進來了，他們就開始成立店鋪；然後逐漸擴張，就把個小村落變成個小市鎮了。”
然而，正是這執中國商界四百年牛耳，造就了中國一代商業史和經濟史輝煌的徽商，其發源地——徽州，卻是一個交通不便，偏居皖南山區一隅，麵積不過一萬多平方公裏，人口充其量幾十萬的“角落之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我一直在想象第一批徽州人從家鄉的大山裏走出，開始販運第一批貨物時是怎樣一種情形，怎樣一種心情，肯定沒有鄉裏鄉鄰熱情的歡送，肯定沒有闖出一片天地的豪情壯誌，也許隻是幾個毛頭小夥，揣著一點幹糧，衣衫襤褸的上路了——其實更應該是踏上一隻簡陋的竹排，心裏隻有一個信念——活下去，他們甚至不知道這一走能否回得了故鄉，想再回頭看一眼那清秀的山兒，清秀的水兒，清秀的人兒，無奈拂曉的霏霏細雨讓眼前的故鄉也是如此亦真亦幻，朦朧，陰鬱，一如前方的路途。從這時開始，故鄉已經成了他們的一個夢。
據史料記載，隋唐時期，由於北方的年年戰亂，北方人口大量遷入戰禍較少而景色宜人的徽州，致使原本就山水縈回，土瘠地狹，人口稠密的徽州到了農業不足以為生的地步，迫於人口的壓力，大批徽州人不能安於本土而隻能遊走他鄉謀生，“非經營四方絕無生治策”，於是“天下之民寄命於農，徽民寄命於商”。記得我上小學時就會背我們那一首很古老的民謠：“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少小離家老大回”，尋找幾十年不見的親人的感人例子不勝枚舉。同時，徽州本土有可供交換的獨特而豐富的資源，木材、茶葉、陶土、墨、硯等等，為徽州人經商提供了便利。非常幸運的，徽州的山是封閉的，徽州的水卻是開放的。主流新安江與率水、橫江、練江相接直通杭州，秋浦河、清弋江等流入長江，婺水等流入鄱陽湖，這種發達的水係為徽州人的向外流動和貨物運輸提供了舟楫便利，將大山叢中的徽州同外部世界開放性地連接起來。山的封閉狹隘迫使徽州人走上一條充滿挑戰與機遇的求生之路，水的開放暢達卻使徽州人的經商之路變得暢通無阻，最終使徽州的先民們義無返顧地走上漫漫天涯路。
徽商有著一個不同於其他商幫的鮮明特征：儒賈結合，官賈結合，這是研究徽商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先說徽商賈而好儒，亦賈亦儒的傳統。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學，擅長詩詞文學者不乏其人。他們中間有些是早年習儒，以後走上經商道路的；有些則是亦賈亦儒，在經商的同時，愛好文化和儒術，形成了他們“賈而好儒”的特點。珠算大師程大位兼商人學者於一身，他的學術成果流傳海外。巨商鮑廷博經商不忘習儒，終成大藏書家，他獲舉人頭銜時，已年逾八旬。曆史上，徽商教子習儒，參加科舉，十分重視子弟的文化教育。由於其資財雄厚，見多識廣，平時督促子弟攻讀儒家經典和詩文，一俟學成，即鼓勵他們參加科舉，躋身仕途。婺源人李大祈，早年學習詩文，後棄儒就賈，經營鹽業，往返於淮、揚、荊、楚之間，腰包日漸隆起。可是，他每每想起少年學業未成，不免失落，於是掏錢辦私塾，拜請名師教讀，自己也每日督促，直至公子中舉，才算了卻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