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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沒有這樣了，攤開一張紙，想下筆卻覺得筆頭萬分沉重，想說些什麼卻又不知被什麼堵住了喉嚨，其實之前，我幾次都想動筆，卻最終選擇了這樣一個對於北京來說很少見的下午——窗外飄著毛毛細雨，陰陰的天空，柔柔的雨聲，濕濕的空氣，這一切讓我與她更近了，不論是心裏的感覺還是外部的氛圍——對於故鄉，一個南方的小山城，綿綿陰雨的天氣是極常見的。
在這樣一個下午，我隻想靜悄悄的讓時間往回倒流二三百年，去體味一段讓我心動的曆史，去聆聽一聲已漸消散的餘韻，去捕捉一點暗淡逝去的星光。這，皆是因為我對那片土地愛得深沉。
群山環繞著幾個小城，小盆地裏溝渠密布，氣候濕潤，物產豐饒，民風淳樸。從外表看，這隻是南方一個普通的山區，可在二三百年前，她卻有一個在全國都響當當的名字——徽州。“欲識金鋃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對徽州的讚歎，已讓我依稀見到了故鄉昨日的輝煌。而讓故鄉如此名震天下的則正是她養育的兒女——一支叫做徽商的強大商幫。
隨手翻開明清的曆史，隨處可見關於徽州和徽商鼎盛富庶的記載。徽商自宋代以後逐漸形成，明清達至鼎盛，其經營活動前後綿延千載，主商界四百年，影響所及，“幾遍宇內”。“無徽不成鎮”即是徽商的寫照……這簡短的一段文字已經讓我心潮澎湃，是啊，先人的業績豈是我們這些兒孫所能評點，先人的榮耀又豈是我們這些兒孫所能想象。隻是，兩個世紀之後，當年的“無夢到徽州”對於我們，已經成了一場正在逝去的遙遠的夢，我不願讓她永遠就此塵封於曆史的記憶中，因為我們還需要夢想，而重溫舊夢，或許才能重新找回夢想。餘秋雨先生在他的名作《懷愧山西》中說“本來徽商也是一隻十分強大的商業力量，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我想到對安徽也一直有誤會，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貧困省份。榮以後有機會專門說說安徽的事）”，但直到今天，我仍未能讀到他關於徽商的文字，我已等不及，隻怕願望拖得太舊也會成為一個夢。餘先生描寫晉商是出於他對山西現狀與曆史對比反差強烈的驚詫，而我，已顧不得在內心深處是否有著相同的情愫，也顧不得自己的才疏學淺，急匆匆地，怯生生地，準備提起筆，回顧過去的幾百年中，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誕生的一群神奇的人物，締造的神奇的傳說，以給自己留一個神奇的夢想。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歙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黟縣、績溪縣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代有發展，並在明朝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
徽商的強大，首先體現他涉足行業多，活動範圍廣。在明朝成化以前，徽商以經營“文房四寶”、漆、木、茶和稻穀為主；成化以後，經商的範圍有了很大的擴展，涉足的行業多種多樣。從商業資本流向和從業人數看，鹽、典當、茶葉、木器業為最著，其次是米、棉等，也有徽商從業於珠寶、古玩和人參等行業。徽商商德有八字真經：“貨真”“價實”“量足”“守信”。在這種經營理念的主導下，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自明朝中葉到清朝中葉，徽商保持了三四百年的鼎盛輝煌時期。
徽商的商業資本十分雄厚，當時無論是哪一個商幫，都認為“富室稱雄”者非徽商莫屬。在宋朝在徽商中像“程十萬”、“祝半州”的大賈，在明朝以前還是少數，而到了明清時期，這樣的富商大賈則已經不足為奇了。當時的徽商許某，經營40餘家當鋪，雇工2000餘人。後因故解散經營的當鋪，發給雇工的遣散費平均每人1500兩銀子。在當時，擁有二三十萬兩銀子的商人隻能算是“小賈”。在清朝乾隆和嘉慶年間，徽商共向朝廷捐銀2640萬兩（7次）。如果算上其他地方各種數目的捐銀，數目非常巨大。乾隆年代，僅揚州鹽業的徽商資本就達四五千萬兩，而清朝最鼎盛時的國庫存銀不過7000萬兩。徽商中的傳奇人物胡雪岩最有錢時，其“阜康錢莊”在全國各地有20多處分支，資金達2000萬兩白銀，擁有田地上萬畝。這在當時意味著，清廷近三分之一的國力是在一位“紅頂商人”的操控之下。明清時期徽商之富，用“富可敵國”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乾隆末，中國對外貿易有巨額順差，關稅“盈餘”每年85萬兩。大宗出口商品當中由徽商壟斷經營的茶葉位居第一；大商人江春、鮑蔌芳、胡天注、汪定貴、胡雪岩、程量越等名震南北，雄踞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