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是程頤和朱熹的故鄉，有著豐富的文化底蘊，有“東南鄒魯”之稱。徽商重視教育，自古至今已成為習俗，納入其生命的一部分，成為根深蒂固的觀念。自古以來形成的重視教育的風氣不僅造就了一大批縉紳官僚，也為徽商造就了大量具有相當文化基礎的商業人才，從而提高了徽商集團的文化品位和徽州人的整體素質。徽州人文化底蘊深厚，“富而教不可緩”是徽商篤信的信條，正是如此才“代不乏人”，使徽商幾百年不衰，造就了一代徽商帝國。
他們在“振興文教”上總是毫不吝惜地輸金資助。為了讓更多的子弟習儒就學，徽商積極捐資，廣建書院。明清時期，“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在清初時，徽州書院多達54所。有的家族明確規定，對族中聰穎好學的子弟，無力從師者，必須給予資助，並將此列入家典，世世遵行。徽州在這種重視教育、重視人才培養的風氣下，出現了大量人才。清代各省狀元人數，安徽居第三位，有九人。安徽八府五州中徽州一府便占四人。黟縣西遞村在清道光年間，僅胡氏一族進入仕途者就有115人，廩生、貢生、監生共298人，可謂顯赫一時。據不完全統計，明清兩代徽州人中進士542人，舉人多達1513人。“連科三殿撰，十裏四翰林”，“一門九進士，六部四尚書”，“父子宰相”，“四世一品”者並不鮮見。這樣的沃土中還誕生了一代睿智的貨幣改革家——王茂蔭，他是馬克思在其巨著《資本論》中惟一提到的中國人。徽商中以“業儒”出身者居多，由於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識，大都善於審時度勢，決定取予，運以心計，精於籌算。這是徽州異於其他商幫之處，也是徽商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徽商和官場扯上關係，開始隻是為了抵禦各種惡勢力的侵犯。歙商汪士明麵對礦監稅使的榨取，感慨地說：“吾輩守錢虜，不能為官家共緩急，故掾也魚肉之。與其以是填掾之壑，孰若為太倉增粒米乎！”。他“應詔輸粟實邊過當”，被“授中書舍人”，社會地位大增，官吏也不敢“魚肉”了。嚐到權力的甜頭進一步加深了徽商對官場和權術的迷戀。明清時期實儒商看重“利”，但同時也看重“義”、看重“名”。這種形態的商人，很符合中國傳統的觀念，本身客觀上與封建社會易於融合，加之主觀上利用各種手段尋求政治勢力的庇護，便與封建統治勢力結成了極緊密的聯係。徽商利用金錢結交各級封建官員。“官以商之富而之，商以官之可以護己而豢之，在京之縉紳，過往之名士，無不結納，甚至聯姻閣臣，排抑言路，占取鼎甲，凡力之能致此者，皆以賄之”。江春任總商40年，通過金錢和學識竟“以布衣交天子”。乾隆“禦宇”50年，他送禮100萬兩；乾隆南巡揚州，“賜宴加級”，並“欽賞布政使秩”銜。徽商投資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徽籍官員。他們成為徽商的政治代言人。徽商世家出身的許承宣官工科掌印給事中時，“揚州五塘關政滋弊，承宣謂此關外之關，稅外之稅也。慷慨力陳，一方賴之”。官賈結合後，徽商獲得了壟斷商品的經營特權，諸如“漕運”“鹽運”等“官商”“皇商”的美差，都牢牢掌握在徽商集團的手中，賺取了數倍甚至數十倍的高額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