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課堂上也常談論時局問題，但都是言之有物的。將該說的說了，就馬上開講正課，決不像有些教員借談時局而躲懶敷衍鍾點。在那種動蕩的時間和地方，加以他的地位，絕對不談政治是不對的，所以他懇切的談。在他堂上有日本派來的留學生聽課，所以他的措詞當然是不失體的。
二十二年長城戰役後，他曾為三十五軍（傅作義部）抗日陣亡將士寫了一篇白話文的碑記和墓銘，這是有史以來第一篇白話墓誌銘，由錢玄同先生寫了，刻成碑，立在大青山的烈士公墓上。二十四年夏他受傅將軍邀去綏遠旅行，那時正是中日“親善睦鄰”的時候，這碑奉軍委會北平分會之命封掉了。他們看著這被封的碑，“大家納悶，都有些傷心！”（二十四年夏他曾作一文評述河北事件，以此為題。）於是寫了一首詩，說天有陰晴，時有否泰，最後兩句是：
“有朝祖國抬頭日，來寫青山第二碑！”
終於在他的駐美大使任內，日本走上了自殺的攻美之路。祖國在抬頭了，我們歡迎適之先生回來寫第二塊碑記！
錢穆先生
朱海濤
賓四先生，也是北大最叫座教授之一。這並不需要什麼事先的宣傳，你隻要去聽一堂課就明白了，二院大禮堂，足有普通大課室的三倍，當他開講中國通史時，向例是坐得滿滿的。課室的人，聽眾的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麵講台上的賓四先生似乎更矮小些。但這小個兒，卻支配著全堂的神誌。他並不瘦，兩頰頗豐滿，而且帶著紅潤。一付金屬細邊眼鏡，和那種自然而然的和藹，使人想到“溫文”兩個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長衫，這風度無限的雍容瀟灑。向例他上課總帶著幾本有關的書；走到講桌旁，將書打開，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著頭，對那滿堂的學生一眼也不看，自顧自的用一隻手翻書。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鍾以上，這時全堂的學生都坐定了，聚精會神的等著他，他不翻書了，抬起頭來滔滔不絕的開始講下去。越講越有趣味，聽的人也越聽越有趣味。對於一個問題每每反複申論，引經據典，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顯而易見開講時的翻書不過是他啟觸自己的一種習慣，而不是在上麵尋什麼材料。這種充實而光輝的講授自然而然的長期吸引了人。奇怪的是他那口無錫官話不論從東西南北來的人都聽得懂。
他常慨然於中國沒有一部好通史。二十五史當然隻是史料，而近年出版的幾本通史他也不滿意。他認為通史應當是作者讀了無數書之後，融會貫通，鉤玄扼要，用自己的文字寫出來的。因此他對於某老先生的某書認為隻是史鈔而談不到通史。他自己很有意思寫一部理想的，但他也常說這並不容易。大概現在他一切的努力都是在作這大著作的準備吧？
他寫過厚厚的《先秦諸子係年》，這表示他對於先秦的史哲下過深刻功夫。他寫過有名的《向歆父子年譜》，也教過兩漢史，這表示他對於中古史很有成就。他又寫過《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這表示他對於近代史極為注意。在許多教授中，他年紀不算大，頭發還全是黑的，而成就已經這樣多而廣，將來將整個中國史融會貫通，寫一部為史學界放一異彩的新通史出來，是極有望的，那時對於中國和世界文化貢獻之大將不可計量。
據說他早先當過小學教員，由自己的用功和努力而成為中學教師，又進而為大學講師，而副教授，而教授，而名教授。這傳說如果是真的，則給我們青年人的啟示太大了。
就我個人說，我受過賓四先生一次教誨，而這教誨將終身不忘。當二十五年冬，我發現《漢書》記恒山王有五點錯誤，非常高興，仔仔細細寫了篇論文，很得意的呈給他看。過了兩天，他拿來還我，問我看過王先謙《前漢書補注》沒有？我文中所述前兩點是這書所曾指出過的。說實話，這書我看過，但我之發現這兩點也確實在看這書之前。當時少年好勝心重，就不肯注一筆說前人已有發明，以為人家不一定知道王先謙說過這事。一種掠美，僥幸，欺人自欺的心理充分表現，誰知一送到行家手裏，馬上指出來了，反倒連其他幾點前人所確沒有說過的也減了色。這次教訓，和另一次在陳援庵先生處碰的釘子，使我刻骨銘心，誓不再存半分掠美的卑鄙心理，其實這是治學者的基本道德。我不能不感謝賓四、援庵兩先生給我的啟示。
抗戰後在南嶽附近公路上曾和賓四先生打了一個照麵，後來知道他轉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了，但因為他住在鄉間，我五次去成都都不曾遇到，真是遺憾，不過常在雜誌和報章上見到他的文章，我知道他施教的範圍更廣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