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坦先生
朱海濤
在圖書館架子上放著一函書，精精致致的仿佛沒有人動過。我這不安份〈分〉的人當然不會放過它，打開來，裝訂得極漂亮的五冊。翻開，卻不由得使我納悶，滿紙都是數目字，有阿拉伯字，有中國字，有黑的，也間著有紅的，一格一格一行一行整整齊齊，排列得像才喊過“看齊”的集合隊伍，頂上麵一格卻空了大半，隻印著大字的年號，年數，西元等等，仿佛隊伍前麵站著一位大隊長，兩位大隊副。我覺得好有趣味，研究了半天卻始終沒看懂，沒奈何，隻好捧回架去，心裏想：這看不懂的天書，印得這麼講究幹嗎？
這年，說起來該是寫論文年份了，自然不能不多翻點書。一翻書，就來了問題。譬如《明史》，打開《莊烈帝本紀》看不到三行：“八月熹宗疾大漸，召王入受遺命，丁巳即皇帝位。……”這丁巳是初幾？十幾？或竟是二十幾？不知道！隻好擱在心裏納悶，想：“學曆史的又不是八字先生，哪裏記得這麼多丁巳？”
老師到底是有用處的，張西山先生教我們史學方法，這天談到年月日問題，我睜大了眼睛看他變戲法，看怎麼一來丁巳就已變了初三！他一聲不響的檢出一部書來，乖乖！就是那本我研究半天看不懂的有字天書——《中西回史日曆》。三言兩語的一點撥，我全懂了，敢情是這麼一回事。我覺得作這書的人真偉大，造福於學史者真像大海裏給了個指南針。從此以後：“新會陳垣”四個字深深印到了我腦中，我還記得他的書齋號作“勵耘書屋”，這是刻在這書的右下角的。
離濟南前，西山師告訴我到北平後最好去拜見援庵先生：“不過他架子大，不容易見到。”
我卻沒有去請見，可是我對他的欽仰更加深了。我見到了他著作書目的一部分，一部部全是結結實實的惹不起。我隻挑著買了兩本小書，一本《史諱舉例》，一本校勘《元典章》後歸納寫成的校書錯誤舉例（原名忘了）。同時將他所有在北大開的課全旁聽了。
這是位不長不矮，胖胖的典型身材，方方大大的臉，高高闊闊的前額，一付黑邊老花眼鏡，平常是不大戴的，每次講課時，總是臨時從懷裏掏出來戴上，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兩撇濃濃的八字胡，這八字胡帶來了無限威棱。經常的穿著件黑馬褂，長袍。
他在課上將二十五史從頭的一一介紹，把所有有關的事件告訴我們，而尤其注意前人的錯誤。在他眼裏，前人的錯誤不知怎麼這麼多，就像他是一架顯微鏡，沒有一點纖塵逃得過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製的顯微鏡，專挑錯誤的。他歸納了一個時常提到的結論：“著書要提筆三行不出錯才行。”而在他的講授中，我們發現三行不出錯的著作竟然很少！
他的嘴相當利害，對於有錯誤的學者批評得一點也不留情。可是他實在已經是十分克製自己了。常對大學說：“還是不說吧，免得又得罪了人。”他對於他的同鄉，梁任公先生，就是不大滿意的。任公晚年頗以治史自期，但他雄才大略則有餘，寫出來的東西，每每是自恃才氣，憑著記憶寫下去，粗疏是不免的，這在援庵先生看來，不免有點不合式。他也常講批評人是求止於至善，不一定批評者就比被批評者強。他舉《東塾讀書記》的罵崔東壁，說：“休因東塾譏東壁，便謂南強勝北強！”
援庵先生同時也非常幽默。當時學生運動鬧得正凶，民族解放先鋒隊（共產黨外圍組織）極見長的一種本事是油印一種小型傳單，字跡小得幾乎像蠅頭，散得到處都是。這天上他的課，講桌上，椅子上，散了不少。他如常的踏著方步進來，如常的安祥坐下，然後如常的慢騰騰的戴上那付老花眼鏡，從從容容鄭鄭重重像披閱一件公事似的將那紙片撿起來，看了一眼，看不清，放下那紙，慢慢的說道：“這一定是年輕人幹的！”全課堂的學生本就聚精會神在注意他的動作和期待他讀傳單的反應，聽了這話，哄堂大笑。
又有一次，在研討趙翼的《廿二史劄記》時，講到第二篇序的作者“寶山李保泰”（第一篇序是嘉定錢大昕作的）。他說這應該是當時一位有地位的學者，但他多少年來注意考查這位李先生事跡，卻除了這篇序外得不到半點材料。有一次，琉璃廠的書商，拿了張拓片到他那裏請教他。（他是北平著名的權威學者，當然不斷的托書商搜羅典籍。而書商得到了一些不經見的圖書，無從估定其價值，也不能不去他那裏請求評定，可是如果經他一品評為珍品，那價錢可就要辣了）。他一眼就看到篇末仿佛凸出來似的有著“李保泰”三字，心中大喜，可是臉上卻不動聲色，淡淡的翻了翻，緩緩的說道：“不值什麼！”那書商大失所望，拿回去又沒用，求著他用賤價收了。他繪聲繪影的說完這故事，大笑，得意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