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江南的太湖邊上，那裏素有“魚米之鄉”的美稱。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前，我的鄉親們都很窮，很多人連飯都吃不飽。1978年，鄧小平看到了如果不改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模式，老百姓將會越來越窮。那時，安徽的小崗村窮得走投無路，全村老老小小都外出要飯。他們冒著殺頭坐牢的危險，搞起了包產到戶，結果，在一年的時間裏他們吃上了飽飯。鄧小平看到了這個新生事物，於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在農村的改革——家庭承包責任製。短短的幾年裏，農民們富裕起來了。我的家鄉蘇州的鄉鎮企業搞得最紅火。家家蓋起了新房子，20年以前的破舊房子現在已經成了文物。我家鄉的變化真可以用“日新月異”四個字來形容。我讀過一點世界史，我知道，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以後也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富裕起來的。在一個有十幾億人口同時又被計劃經濟思想禁錮了幾十年的中國，要搞這樣的改革，的確需要像鄧小平這樣有大智大勇的人物。
“文革”剛結束時，人們總是害怕談金錢和財富（因為“文革”中有一種荒謬的理論，就是“人越窮越革命”）。人們向往共產主義，但對共產主義要極大程度上提高人的物質享受這一點諱莫如深。西方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中國人現在也開始認識了這一點。60年代，我在北京上大學時，過年回家要花三四天時間：先在火車上搖晃一天一夜，到了蘇州住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去排隊買長途汽車票，如果幸運可以當天到一個離我家20多裏地的小鎮上；如果趕不上去我家鄉的小火輪，我還得在那裏耽擱一晚上；下了小火輪，我還要徒步走四五裏地才到家。因此，我把這叫做“回家四步曲”。現在，兜裏有了幾個錢，坐飛機，用不了2個小時就到了上海，再坐上我家鄉給我派來的“專車”，3個小時我就坐在家裏吃上飯了。
最後，我為分會書寫了一首1996年初回家時寫的詩：負笈京城坐寒窗，夢中幾度回僻壤。
太湖之畔啼饑寒，滿目瘡痍斷心腸。
而今勝日鱸魚香，羞無錦衣見爹娘。
華廈林立疑無路，村童直指魚米鄉。
由於我講得很自然，不摻假，會員們一個個聽得津津有味。他們都說這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生動有趣的講演。由於第二天大使要我回館，我隻好草草收場回旅館就寢。
樂在其中
近20年來，隨著國內改革開放和經濟飛速發展，外交官的待遇上了幾個台階。開始是二等秘書以上的外交官可以帶夫人長駐，後來又實行了分夥製。這樣一來矛盾少多了，浪費現象大大減少。1997年開始，使館32作人員的子女可以在寒暑假期間去探視父母（自費），這給使館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
唐詩中有一句“每逢佳節倍思親”，這一點凡是在使館呆過的人體會最深。春節是國內最熱鬧的時間，但在使館這是最難熬的日子，岡為使館沒有過年的氣氛。使館的過年一般是由俱樂部組織…次聯歡會，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出出節目樂嗬一番，剩餘幾天就得自己安排了。
我在兩次長駐裏一共在國外過了6個春節，給我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的春節。黃大使提議，和KIWI一樣，每家做一個菜，放在一起大家欣賞和品嚐。別看大家都是“業餘”廚師，那天的菜真是琳琅滿目：辣子雞丁色彩豔麗，糖醋排骨香味誘人，還有那醋溜白菜吃起來又酸又甜。我用3個小時精心做了一盤家鄉菜：蛋餃。我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隻要長個腦袋，都可以開餐館賺錢。無怪乎有一個順口溜說，有路就有豐田車，有街就有中餐館。我這輩子走了幾十個國家，證明此言屬實。
聯歡的節目除了品嚐百家菜外，主要是做遊戲。第一個遊戲在餐桌上做，辦公室主任提出，大家圍坐在長條桌邊，從第一人開始挨著數1、2、3、4、5、6、7，但是數7的人不能數“7”，而是用筷子敲一下酒杯。犯規者要挨罰，出個節目。他（她）可以唱歌，或者說個笑話，什麼都不會的也可以學狗叫，做個鬼臉也行。